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述评(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及其贡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形成和内涵及其应对策略),供大家参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其发展态势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提纲挈领、总括全局，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共鸣。近年来，举凡期刊、报纸以及网络、新媒体，都能看到围绕这一重大论断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这些讨论和研究，虽然视野和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大都聚焦于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背景、主要内涵和深远影响。梳理、分析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现状，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提高统筹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世界大局的眼界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共鸣中的学术探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出一种“庞杂”状态。这种“庞杂”，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涉及到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种种发展形势及其相互交织状态，所作出的纷呈不一的综合分析。但概括地看，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这样三个重要问题，即：“大变局”的时间起止、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重要问题的梳理，即可管窥这一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基本概况。
（一）关于“大变局”的时间起止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国内学术界对其具体时限观点不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是指 20 世纪的百年和 21 世纪的百年；第二种，认为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的百年，即从 1945 年到 2050 年左右；第三种，认为是指本世纪的一百年，即整个 21 世纪；第四种，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认为是指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21 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第五种，认为应以 17 世纪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和 18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来看待这一问题，并据此提出“百年”的时间起止应为过去的“300 年”或是“400 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看法在学术界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这种观点认为，“百年”其实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泛指，并非指某个具体时间（例如“一百年”），而是泛指一个较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至少是近百年以上，也可能是几百年。例如，有学者就谈到百年“可以是从 1500 年新航路开辟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 500 多年了”。
“大变局”的时间起止，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因为不同时间起止的“大变局”，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有学者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角度提出：东西方的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而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称一百年和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此类似，有的学者还进一步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综合因素的视角对这一大变局的时间起止作了探讨，认为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并据此提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 400 年未有之大变局”。
还有的学者系统分析了 1500 年以后西方世界开启大航海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历程，并结论性地指出：随着本世纪以来，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等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东方文明在 500 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要探讨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回归原文，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就目前已公开的材料来看，习近平多次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2018 年 6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 年 5 月，在江西考察期间习近平又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20 年 1 月，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不难看出，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时，习近平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坐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再联系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亦即明朝中叶以来至今近 500 多年间“西强东弱”的历史走势，特别是联系到鸦片战争 180 年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历史和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 100 年时间里中国所发生的地覆天翻的巨大变化，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起止并不是某个具体时间，而是一个渐进历史过程的时间泛指。
具体而言，它所泛指的是，经过过去 500 多年间的漫长岁月，今日东西方文明在力量对比上所展现出的、所“即将”或是“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笔者认为，这一巨大历史性变迁，所载负的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便是从昔日坚船利炮下的“西强东弱”到而今“东升西降”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言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其思想内核和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间起止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二）关于“大变局”的主要特征 晚清末造，面对内忧外患，李鸿章曾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慨叹。那么，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何异同？有不少人怀有这样的疑问。
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准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而要理解这一概念，其前提又在于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大变局”主要特征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惯常的研究方法便是概括出“大变局”与“一般性变化”所存在的本质不同。而这个“本质不同”，实际就是“大变局”的主要特征。
例如，有研究者将这一变局的主要内容及其标志概括为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深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世界东方和南方一批新兴经济体的涌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开创的发展新道路和新局面等十个方面，并且深刻地指出：当下世界发生的由多种具体变局汇合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现状的基本面和发展的主流方向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因而是有利和有益的。而且，有利和有益的变局是主流，不利和有害的变局是支流。
又如，有的学者从“权力转移方向”“要素比拼”“社会主义振兴”“人类进步意义”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变局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特征，指出：近代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权力向非西方国家转移扩散的迹象；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同时并存，并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道路、制度比 拼的时代背景；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强大生机活力，还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并且为人类追求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使得数十亿人口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无论在体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版图，并对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再如，还有学者从全球范围所发生的力量变化谈及这个问题，并形象地指出“东升西降”“北分南合”“地覆天翻”是这一变局的主要特征。所谓“东升西降”，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整体实力在持续走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则呈相对下降之势；所谓“北分南合”，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各国“内顾”倾向日益凸显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却日益加强，并有望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支新的重要变量；所谓“地覆天翻”，是指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一种革故鼎新的转型过渡期，而且它将以人类历史上数百年前所未见的和平变革的方式得以实现。
另外，还有学者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大变局”，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进程中全球秩序的“大变局”；是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国际力量多元化所持续发展而引发的全球治理结构“大变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等等。
综观这些研究成果，笔者认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在于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及其转移，本质在于当前国际秩序的大发展与大调整，动力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其主要特征则着重表现为世界战略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等领域所发生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
顺着这个思考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指的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列强，以农立国的古老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它所要揭示的是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忧患；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关照的则是当今时代“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化问题，所要揭示的则是“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所在。
（三）关于“超大型”国家的崛起 在相关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很值得重视。这种观点认为，一方面，人类历史本来就有周期性的时间点，而百年本身又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国际政治本身就一定会发生大变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判断，而是一个一般的判断，是对事实的描述”。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还特别提醒到，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一般的判断”同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超大型国家结合在一起，“它的意义就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战略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这种观点十分果敢地提出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复兴征程，并强调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
与上述观点相近，还有学者围绕中国的“超大体量”这一基本国情，特别是从今日中国的影响范围、影响强度都远远大于历史上曾出现的所有“变局”体量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快速发展下的“大变局”，并认为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 有学者就认为：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曾辉煌一时的欧陆大国，其发展崛起时人口规模都不太大，都是千万级的人口规模；20 世纪长期争雄世界的美苏两国，其人口规模也只是到了亿级；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则属于十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是一个超量级的国家。
也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今日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巨型国家的崛起”。他们自信地认为，“巨型国家本身就有特点，不需要对外界改变太多，只需要改变自己，这个世界就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受这一看法影响，在“大变局”的相关研究中，“中国因素”开始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例如，有学者就直言：“为什么是大变局？因为，格局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成为影响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变量——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 笔者赞同学术界的这一看法，即：要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规模、保持快速发展的超大型国家本身对于国际形势和世界秩序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果再将这一点与当今国内外发展大势和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孜孜不倦追求伟大复兴的信心、决心、能力、勇气及其代代相承的民族信仰、奋斗精神相联系，那么其战略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了。笔者认为，这一点正是习近平强调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缘由所在。
二、争议声中的“裂解”与“重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之一。围绕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等是否发生或可能会发生“裂解”与“重构”，国内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争议。但与此同时，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巨变上，学术界却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带共识的看法。主要包括：
（一）世界格局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 “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中出现的权力转移。对此，国内学术界目前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一方面，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当前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有学者就指出：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正不断缩小。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 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80%；如果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十年后它们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变得更为全面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还有学者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权力便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国际秩序也长期为欧美列强所掌控，非西方国家是没有发言权的。然而，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