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帅
我长到三岁时，母亲生我二弟，隔两年又生三弟。父亲年轻时患上怪病，三天两头犯胃痛，犯疼时死去的心都有。家中只有我母亲正常参加劳动，工分少，口粮少，年年还“超支”，欠集体的债。伯父去世后，丢下双目失明的伯母，伯母无儿无女，我家主动赡养着她。整个家如一艘破船，风雨飘摇。
为了生存，母亲扯上父亲，偷偷进山弄开荒。父亲胃病发作时，母亲只能吊着胆子一个人去。“丹暖”的土地倒是肥沃。母亲依季种上黄豆、红薯、木薯、旱藕等，作用可大着呢。四月荒时，无米下锅，母亲便装作去“丹暖”打猪草或捡中草药什么的，在土里挖上一箩“宝”，覆上遮人眼的东西，便一步一挪地沿着旧时猎者踩出的小道往家爬。母亲背着山一般重的一箩东西回到家时，我和弟妹们大多早已咽着口水睡去。第二天早上，红薯或是旱藕的香味从灶上的鼎锅中飘来，大家一骨碌翻身下床。这是我们家几个孩子难得的欢乐时光。
那些年却有一些人“眼中雪亮”，母亲开荒的事遮过几个年头，最终还是被发现。当了近十年生产队政治指导员的六叔，带领民兵到“丹暖”，用刀砍，用锄刮，把母亲种下的作物弄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为了躲过劫难，母亲把家里仅存的一缸黄豆种子和埋在土灰里的半筐红薯，全部上缴“公家”。
六叔仍不依不饶，好在村里的蓝爷爷及时给六叔递了话。蓝爷爷是瑶族，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老党员，有胆识，还身藏手艺，木工编织样样在行。退伍后，蓝爷爷还靠着能干，娶了同屯陆家壮族姑娘做媳妇，壮瑶不通婚的藩篱自此被撕破。蓝爷爷在村里说话掷地有声，村里又有他的“粉丝”也帮我母亲解劝，六叔才就此罢休。
父母没有文化，但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暗立心志卖血或当裤子也要送我和弟弟们读书，期盼我们出息，吃上“皇粮”，让一家人命运翻转，赢回颜面和尊重。我上高中时，读书的学杂费并不高，但在生产队，我家年收入是负数，养上一两头猪，年尾还不够顶交“超支款”，即便只是几块钱学杂费，也是困难，何况还有衣食住行，哪样不得花销！没办法，父亲母亲顾不上时好时坏的胃痛，磨好利斧冲向莽莽大山里，柴火不但重，肩上像飞机翼展开来的前后两捆柴，走在山路上，不是左碰就是右绊，累死人不说，一次碰壁，母亲差点跌下见不到底的深崖。这之后，二老商量，还是烧炭。炭不但好挑，卖的价格还比柴火高呢。之后分工，父亲负责砍柴烧炭，母亲负责售卖，父亲一窑一窑地烧出炭来，母亲则穿草鞋一箩筐一箩筐地把木炭挑到公社集市，甚至更远的县城去卖。衣袋中落下几片“铜板”，便急匆匆地送给在县城读高中的我。
从老家到县城的路程近二十公里，每到该给我送生活费的日子，鸡刚鸣晨，母亲就挑上炭担启程。一路颠簸，到县城卖掉火炭，早已前胸贴后背，饥肠辘辘，母亲连一碗5分钱的“素粉”也不舍得吃，急匆匆地赶到学校，把手上一张一张的毛票，递给在校门口张望等待着的我。
读高中两年中，父亲常给我送生活费，但更多时还是希望见到母亲。原因是我外婆家在离通往县城的公路边，那里有河、有田、有大米饭吃，大舅还会捕鱼，家里藏有寻常舍不得吃的腊鱼干。母亲给我送生活费时，会绕路先朝外婆家去。大舅当年对外公为方便取柴而把母亲嫁进山里，始是执反对意见，外公过世后，他转而对母亲窘境十分同情。声气相求，手心系连。每每见到母亲朝他家去，便转身生火。大舅也不宽裕，家里油盐是从嘴里省下的大米换的，因此煮给母亲的饭用的是小瓦罐。等到大米饭在罐里开始飘香时，大舅蹑手蹑脚地爬上阁楼，像小偷似的取来一两片腊鱼干，趁表弟妹们不注意，悄悄置在将熟未熟的饭上蒸煮。饭熟了，母亲像尝盐一样，在灶边舐了几口，然后用大舅取来的粽叶，把半罐干饭和鱼干包好，小心置在担子上，然后大步赶往县城。那时我老家只种玉米，在学校吃的是又干又硬的玉米蒸饭。母亲给带的鱼和米饭，那甜滋滋的味道，至今仍然在我心底留香。
母亲的心愿终是达成。我和弟弟们在恢复高考后，分别考上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吃上了母亲期盼的“皇粮”。记得工作当初，已是春江水暖，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父亲的胃病也不治自愈，人逢喜事精神爽，母亲也似年轻了十岁八岁。土里刨食，日子虽然仍是困顿，但此一时彼一时，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种玉米，种黄豆、黑豆和红薯，还种了一大片的桐果林。
随着政策放开，粮食多了，养殖业迅速发展，小猪仔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母亲小时在家给外婆打下手伺候过母猪，耳濡目染一些门道，便和父亲合计结束“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日子，养母猪挣钱。饲养母猪，却也是犯难。母猪种价格偏贵，凑不到钱买。好在又是那个热心肠的蓝爷爷，不但领着几个村邻帮我家盖好猪舍，还说通与我同宗的一个大伯赊给我家两只猪花做种。当时没有生喂技术，大猪小猪都得熟喂。母猪食量大，猪崽崽要吃得精细。为服侍好这些宝贝，母亲起早贪黑，冲猪舍，打、切猪草，煮潲水，一日三餐舀喂。虽然辛苦，但为自己打工，母亲倒是乐此不疲。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母亲爬上路坎边的柴垛取薪煮猪食，不慎一滑，滚落路坎。忍着脚痛煮好猪食喂好猪，喘过气来时，才发现左脚已肿成一个晶亮的萝卜。当时刚分地到户，农村仍是十分贫穷，弟弟读书还用钱，母亲还不愿扰上刚工作的我，便让我父亲捡来草药敷上。在自家床上躺了近半个月，母亲腿倒不见疼，排便却变得困难，直到排泄不去，肚子胀得像个孕妇。看着硬挺不下去，父亲才瞒着母亲托人给在外县工作的我发来电报。我一边督促送母亲去住院，一边通过开往家乡班车的司机捎去一百元钱。当时我家经济上帮不了人，但父母亲却把助人当乐事，村邻哪家需要出工出力的，便少不了父母亲，外加母亲会染布，会做一手漂亮的绣花鞋，不仅有一帮“徒弟”和“粉丝”，还深得村邻喜爱。知道母亲要住院，大家就你一块我一块地给拼凑了百余块钱。父亲和乡亲们用担架把母亲抬到乡卫生院后，医生围着母亲转了两天，却是束手无策。从乡医院转到县医院，母亲可以排便了，但左脚已错过了治疗时间，从此瘸了，扶杖才能行走。
母親曾是那么健康俊秀，转身变成一个残障者。母亲只怪自己命不好，她腿瘸心不瘸，仍像一粒炭火，未为灰烬，兀自燃烧。
从医院回到家，母亲第二天就扶着拐杖，起早贪黑地忙活开来。切猪草，煮猪食，做饭劈柴，给伯娘熬汤送粥。家里的活忙完，就用绳子把个小矮凳缠在腰间，扶着拐杖，一步一挪地爬到菜园和近家的地里，薅草培土，起苗栽植，像正常健康人一样忙里忙外，没有闲过方寸时光。这段时间，当年曾批斗过我母亲的堂六叔老婆一病不起后，丢下5个儿女走了。最小的女儿还未满两岁，六叔要劳动养家，照顾不了小女儿。我母亲心生怜意，竞在一夜间放下心中怨气，把小堂妹接到我家中，像亲生女儿一样喂养哺育。小堂妹在我母亲的照顾下渐渐长大，现已生育儿女的她一直把我母亲称作“巴乜”（壮语母亲之意），当作生母侍奉孝敬。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两个弟弟都有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在工作的县城建好房子时，勉强能够通车的机耕路也修到了我山里的老家。我开着借来的北京吉普，一路颠簸开到家门口，好说歹说，母亲和父亲终于下决心离开了村庄。
父母亲搬来和我生活时，我正当壮年，工作忙碌，父亲则当起母亲的“拐杖”，常用轮椅推着母亲上街转转。
可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六七年，突降灾厄，父亲一病不治，撒手西去。
父亲走后，有一天我和爱人上班，母亲扶着拐杖想到门口晒晒太阳，只是轻摔一跤，竞致瘫痪并患上尿失禁，从此过上了床上人生。现在，母亲已经95岁，已在病床上躺了二十余年。
前路不堪，我当趋前，像我的父亲母亲那样背着大山行走，把人间繁难和沉重扛住。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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