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丹
[摘要]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思潮，带来了个人的发现，催生了文学的觉醒。它确立了中国人以精神人格独立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人生观，建构了“人的文学”理念，开创了“个性主题”文学模式，显示出“辟人荒”的现代意义。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深重的集体意识与文化忧患意识使得中国现代个性思潮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二者的并举使人作为群体和社会中的一分子所应尽的义务和人作为个体应以自我为目的，构成了旗鼓相当的两极。这也就注定了个性思潮随着历史境遇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风云变幻而不断地发展变化，或有所高扬、或有所分化、或有所变异、或有所坠失。横陈其间的是一个个复杂多变且又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姿态。
[关键词]个性思潮;精神样态;文学风貌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101-05
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救亡之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自此，在“启蒙”与“救亡”的话语体系下，诸多思潮流派此起彼伏。它们之间或相得益彰，或颉颃竞争，或若即若离，或千丝万缕，蕴育出色泽斑斓、纷纭驳杂的文学风貌。然而，无论多么众声喧哗，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条复调主线。即由“启蒙”生发的渲染生命意识的个性思潮和由“救亡”引发的谱写革命政治的功利思潮。虽然二者皆是现代文学思潮的源发中心，但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的“救亡”使命被长期放大，“启蒙”意义被消减遮蔽。从而使得以彰显生命价值为审美品格的个性思潮发展之路充满坎坷与涡流。它的曲折与艰难使其文学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投射出一个个复杂多变且又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姿态。
一、个性的呐喊与张扬
郁达夫曾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P5）诚然，面对近代中国满目疮痍的病象和存亡绝续的时代困境，“五四”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中国人造就为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才能最终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革命。于是，以个体价值为本位的个性思潮因改造中国民族灵魂的启蒙使命要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腾飞了。
由《新青年》同仁开端，陈独秀率先指出，青年们应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2]（P35）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则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构建。在周作人看来，文学经历了原始时期的“人类的文学”与阶级社会的“阶级的文学”，发展到现代社会，就必然是“个人的文学”。即以“真实的个性”作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口号的提出和“个性的文学”的命题，第一次把反封建旧传统道德同反封建旧文学联系了起来，显示了“辟人荒”的意义。故而，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个人的发现”。
诚如郁达夫说，“五四”时期所强调的文学“个性”是“个人性与人格的两者合一性”[1]（P6-7）可见，个人的发现是五四文学的划时代贡献。沈雁冰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指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3]（P298）
“五四”知识分子把肯定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现代意识注入文学的体内，促成了文学的觉醒。“五四”作家个性意识的凸显把人的审美个体意识从人的群体意识中分离出来，自我的主体性、自我的情感、自我的形象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宣泄及抒写。无论是高亢乐观、雄健豪放的如郭沫若《女神》般自我扩张、自我崇拜的反叛“大我”，还是嗟叹感伤、软弱无助的如郁达夫“零余者”般自贱自戕、悲观苦闷的“颓废”自我，“五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自我作为关注和描写的对象，对自我内在生命情感意蕴进行深度的挖掘。他们第一次把自我提高到特别突出的位置上，使“人”占据了文学的中心。于是，翻看五四文学，可见的是一个个觉醒者自我的形象。他们或表现出发现自我的惊喜;或传达出对自我独立的坚定信念;或诉说出自我受伤后灵魂的呻吟……他們尽情挥洒笔墨，将压抑已久的个体情思洪流奔泻出来，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开掘个人的灵魂深处，抒发个人的主观情感，打造出烙有鲜明作家主体精神的个性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之中，鲁迅以其强烈的个人意识表现出复杂的“尊个性”的个性自觉和深刻的“殚启蒙”的现代意识。
鲁迅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应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强调“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不随风波”[4]（P25）的自我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像尼采、拜伦、易卜生、雪莱等“独异”、“自大”的“精神界战士”，鲁迅极为推崇，希望以呼唤那些卓尔不群、敢于持异、不取媚于俗，亦不随顺旧俗的善美刚健的“超人”、“强者”、“英哲”的出现来突破当时庸众纷扰的局面，用“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以此来对“庸众宣战”，进而达到警醒民众，引起疗救的终极目的。
正如一把双刃剑，启蒙运动的失败，鲁迅以深刻的“荒原”体验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5]（P417）由此引发出了自己对思想启蒙效应与自身启蒙资格的严重质疑。苛刻而尖锐的自我解剖使鲁迅先前的由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先觉者的优越感、崇高感以及改造世界的激情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的负罪感。这种“罪”的自觉，开始了鲁迅精神中深刻的“自审”[6]（P59）传统， 并形成了自我反观、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中间物”是先觉者置身于传统中反传统的这一悲剧性悖论处境的形象比喻，也是鲁迅深刻的自我反观的自喻。它的悲剧性在于自身与社会传统相对立，但又与这个社会传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当鲁迅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去揭露这个现实的罪恶与堕落时，他还不失为一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战士，而一旦当他发现自己原本也与这个“吃人”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顿时陷入自我的否定之中。《墓碣文》中所表现的“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令人“不敢反顾”的自我解剖正是鲁迅拷问自己灵魂，探求本味的创痛酷烈的形象写照。
时代革命潮流的涌动而起，鲁迅在左联思想言论的影响下，接受了集体主义价值理论。为了国家、民族、人民，鲁迅愿“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7]（P108）但是，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立身之道，在实际生活中却横遭打击。在《颓敗线的颤动》里，老妇人“无词言语”的诅咒是鲁迅内心悲苦和痛苦的感情折磨的生动表现。牺牲的悲剧让鲁迅对先觉者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感到怀疑。尤其是作为对维护自己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有着高度自觉的战士来说，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对于牺牲，鲁迅有明确的界定，就是不以消灭人的独立意志为代价。然而，牺牲的最大悲哀还未在于此，而在于牺牲者投之以“牺牲”，却被报之以“杀戮”的悲剧命运，如《药》中的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先觉者对社会、对群众的爱换来的是社会对他的迫害，群众对他的冷漠与歧视。作为一个理想者，一个先觉者，鲁迅警醒地看到了牺牲的无价值，维护个人自由、权益、利益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改革者，鲁迅宁可牺牲自己，做起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人，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
对于鲁迅来说，先觉者和改革者的双重意识构成了他个体精神内部的分裂，鲁迅力图把“爱人”与“爱己”统一起来。他既没有简单的抛弃人作为个体的权利和意志，也没有轻率的卸去人作为社会人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因强调自我个性的发展而拒绝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责任，也没有因强调为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牺牲而泯灭自己的个性。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理性观念与感性经验的冲突中，鲁迅砥砺前行。鲁迅的这种精神悖论也恰恰暗示了个性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发展走向多元。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代的波澜起伏。
二、个性言说的多元话语形态
二十年代后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困扰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坚定地信仰个性启蒙到“失却了路标”，“五四”作家们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随着“无产阶级”这一新生社会政治力量的引入与萌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精神层面的思想启蒙开始让位于制度层面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阶级的发现代替了人的发现。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潮”，[8]（P4）五四盛极一时的个性思潮在这一时期显得不合时宜。是坚守个性主体精神，还是投入火热的革命浪潮，作家们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五四“个性”言说的多元话语形态。
1930年3月2日，“左联”应和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应运而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成长壮大。由“左联”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带着对于革命文学的信仰，用集体理性意识对五四新文学的个性独立意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并通过阶级斗争人生哲学的高扬，实现了五四的个性主义向左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转换。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个性主体意识，逐渐被淡出了文学艺术的表现范畴， 作家将创作的聚焦点开始投向阶级群体上。他们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早期理论，建立起“革命+恋爱”的文学创作模式，以表露他们渴求参与“战斗”的主观欲望以及通过融入时代政治斗争而获取人生乐趣的情绪躁动。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野祭》;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莫斯科去》;华汉的《地泉》三部曲等作品，叙述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个性主体趋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心灵历程。当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逐渐走向深入，代表社会主体力量的工农大众的现实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左翼文学创作中，农民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而闪射出夺目的光彩。王鲁彦《野火》中的华生;叶紫《丰收》中的立秋，都被作者赋予远大的政治志向，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无疑，左翼文学政治话语对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艺术追求产生了重要的规范与影响。
尽管三十年代严峻的社会形势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五四个性启蒙话语，但仍有一些从五四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个性思潮中走来的作家继续坚守着个人精神的独立，躬行审美自觉，形成并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如自称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9]（P294）的沈从文，用他的笔构筑了一个超然世外的湘西社会，宁静自适、优美恬淡的湘西山水，含英带露、清新灵动的萧萧、夭夭、翠翠……这些是沈从文所期待的理想的生命形态。梦的追求者废名独自建造艺术的塔，在《竹林的故事》、《菱荡》、《桥》中编织着梦想的幻景。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言自语”的文章。还有崇尚感情、灵感与天才，认为“整个的宇宙，只是不断的创造，所有的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10]（P27）的新月诗派;将诗歌看成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的象征诗派;向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把诗歌导入忧郁伤感的自我独白境界的现代派……这些作家们坚持艺术本位，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情感表达，以独立的写作立场抒发个人性的审美话语。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虽然维护了个性自由，但削弱了救亡的社会责任。而这种遗憾在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笔下，却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意识，以深邃的洞察力描写落后的社会性对自然性的压抑，从而拓展和深化了新文学“个性的文学”的主题。
以写青春的美丽与悲剧而著称于世的《激流三部曲》浸透着巴金曾经的生命情感。尤其是热情、叛逆的主人公觉慧，表现了“五四”式的青春热血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无论是“由人到鬼”的祥子，还是“高度扭曲”的虎妞，都是以人性为根柢的极富生命力的形象。繁漪、陈白露是曹禺最钟爱也是最痛惜的两位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对个性自由有着高度追求的新一代知识女性。对爱情的渴望使蘩漪成为一个违逆传统秩序的大逆不道者，让她一步步走向疯狂、痛苦的深渊。怀着对理想的憧憬只身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陈白露在欲望的诱惑下最终沉沦、毁灭在大都市的大旅馆里。巴金、老舍、曹禺以敏锐的眼光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继承并拓展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题。
应该说，在三十年代，个性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它只是被更为紧迫的民族救亡的需求暂时地掩盖起来。启蒙与救亡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左翼文学所代表的社会革命运动致力于通过改造社会制度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而坚守个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提倡的人性与创作自由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也是符合人类的终极意愿和根本利益的。它所包含的向往自由的精神与无产阶级最终要从社会制度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它的这种精神更多的带有文学的特点，而不是通过政治的途径表现出来。它们彼此可以统一于一个更为宽泛的为获得人的全面解放而奋斗的历史过程中。但在双方的交战中，论争逾越了文艺的本质，将文学裹挟在政治中。从而使得个性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不能平行发展，一个处于主流地位、一个只能在边缘徘徊。尽管二者立场不同，但却可以相互照应：非左翼作家以对人生的探索，情思的流露与左翼文学的重大题材相映成辉，在这方面它所取得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观部分左翼作品艺术上过于粗糙的缺憾;而左翼文学在展现广阔的生活画面，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参与历史进程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气魄和取得的成就，同样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非左翼作家作品时代气息不浓，艺术格局偏于狭小的不足。但是这些关乎文学与政治的议题在四十年代又更一步渐趋渐远，也使得个性思潮的文学呈现另一番景象。
三、个性的消隐与重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不仅使中国的历史开始转向全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年代，同时也打破了个性思潮在三十年代文学中所建立的基本格局。民族的生死存亡使“民族命运问题”被推向社会生活与时代意识的前景位置。于是，“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11]（P35）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时代的呼唤，文学家的选择。抗战使中国作家的思想达到高度的统一，也使文艺的战斗性、工具性发展到极致。而作为这一时期引领文学走向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以其强大的政治权威性对知识分子思想和创作的这种统一给以进一步地强化和巩固。在这非常的历史时期，个性色彩、人性诉求被消解于高扬的民族意识和人民意识之中。个性思潮的退隐与重构成为社会解放斗争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出于对解放区的向往与热爱，许多作家辗转来此。他们以知识分子的现代理性与责任感参与到解放区的革命建设中。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时，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个性独立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就被激发了出来。丁玲、王实味此时的创作，尤为引人注目。无论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还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他们通过细腻地描写发生在解放区内的生活琐事，隐晦地表达出个人幸福，文明自由与陈旧的封建传统观念，落后的农民意识之间的尖锐冲突，传达出个人在群体环境中的不和谐和孤立，暴露革命队伍中的污浊，并提出了个性解放在全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必要性以及知识分子应当保持对封建思想的批判等重要问题。丁玲、王实味在作品中呼吁人们重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指出阶级性和人性不可偏废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揭露性的文章却与当时的周围环境和时代氛围极不协调，成为一种不和谐声音而遭到了延安思想界与文艺界的批判。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世界观改造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讲话》精神的规约下，解放区文学创造了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审美特征，成为“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12]（P47）它使得作家的独立主体意识逐渐消隐，创作上由艺术的自觉转向政治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五四时代孕育起来的个性思潮也随着发生着诸多的改变。
在强调阶级立场、政治话语的四十年代文学创作主流语境中，继承了“人的解放”与“人的文学”的价值观的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在胡风看来，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都是有着独立人格意志的精神生命。作家不应是被动的工具，创作对象也不是任作家摆布的傀儡。作家应用“主动精神”、“独立负责精神”，用个人主体的原动力和活力，去同创作客体——人物的灵魂相“碰撞”。这个“碰撞”是主体对客体的拥抱和突入，是主客体的纠结与相生相克的过程，同时也是作家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胡风以主体论为核心展开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论证，他把创作主体从消极、被动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给主体以特有的地位、使主体的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得以体现。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既要克服奴性意识对作家自己的束缚，又格外强调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继承了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命题。胡风清醒地看到：“中国好像一个泥塘。巨风一来，激起了美丽的浪花也掀起了积存的污秽”，[13]作家应用“主观战斗精神”去肉搏现实，去批判和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胡风对现实主义的独创及建构，表现了他对人的重视、对作家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的自觉维护与尊重。在胡风现实主义理论旗帜下，七月派诗人注重主观战斗精神和主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以“小我”的独特感受来表现“大我”的时代情绪，又在“自我”中蕴含着“大我”的形象。将主观与客观、时代与个人和谐地融合统一在一起。九叶诗派同样要求诗歌要将表现现实与挖掘内心相统一，即客体与主体，社会性与人性、时代与自我的平衡。诗人们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寄寓于民族解放的实现之中。这种个性自我的表现是与民族的、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紧密相连的。
文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生命形态、生存困境以及生存状态的呈现与探索。路翎和张爱玲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路翎始终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融入到创作中，表现人们的“原始强力”，刻画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描写心灵与历史命运的搏斗。他的《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幻灭的长篇巨著，深刻地传达出作者对知识分子个性立场在抗战现实中的存在意义的思考。张爱玲同样是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的作家。波折多舛的人生使张爱玲深切地感受到世情淡薄和命运的不测，促成了她对人事的猜疑、否定及恐惧，以及对生和死、自我和世界、男人和女人的独特理解，并确立了她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以及个人主义的处事原则。表现在创作中，则是她“冷眼旁观”的写作态度。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她发现了人性的盲目、偏执与丑恶。张爱玲尽情地描摹着病态的世界，乱世之下个体命运的荒谬与怪诞以及颠狂的人性。她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人生的残缺与破败，虚无与龌龊，对生命的悲感体悟，赤裸描写，让人们永远记住了她。张爱玲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14] （P184）
由五四兴发而起的个性思潮虽然以“人”的自觉和独立的“自我”意识的现代品质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深重的群体意识与文化忧患意识使得中国现代个性思潮从一开始就预设着启蒙大众、关注大众的潜在命题。作家们肩负着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使人作为群体和社会中的一分子所应尽的义务和人作为个体应以自我为目的，构成了旗鼓相当的两极。从而使得作家們在个人与集体、自我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间艰难平衡。透过个性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中的斑驳景观，可以窥见作家们上下求索的精神跋涉。这些精神脉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创痛与挣扎具有启示的镜鉴。这也是个性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的价值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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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