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娟，汪雅雪
空间视阈下《叶之震颤》中的创伤表征
韩 娟，汪雅雪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2）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集《叶之震颤》通过空间特征的表达凸显了作家对人物创伤的担忧和关注，有着色彩鲜明的南太平洋地域风貌。小说主要呈现了诡谲莫变的地理空间、混杂化的殖民空间、“固化”观念下的种族空间三大创伤表征，蕴含了毛姆对后殖民症候的时代深思和消除偏见、包容他者的美好愿景。小说中所倡导的打破阶级对立、种族歧视，实现自我和他者的平等对话，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亦具有启示意义。
叶之震颤；
地理空间；
殖民空间；
种族空间
创伤被经典地定义为一种难以承受且不可思议的事件，当它发生时，是未被同化或未被解决的状态，因此会被无意识地压抑，并在之后回到幸存者身上。它在经验和语言表达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冲突，也就是说，创伤不能被直接地叙述或表征。既然创伤不能直接表现，如何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创伤是当代文学创伤研究的核心问题。虽然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之后的评论家强调了指称性的破坏，并认为创伤是一种“无人认说的经历”，但她并不完全否认再现的可能性[1]。这一定义是卡鲁斯、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劳德瑞（Dori Laub）所领导的经典弗洛伊德创伤模型所倡导的。后来的评论家反驳了卡鲁斯的经典创伤理论，将创伤置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中，以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个体对创伤反应的差异。他们质疑传统创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因为传统理论对创伤的定义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史，但却声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无疑边缘化了西方非主流阶层和少数族裔的创伤经历。米歇尔·巴勒夫（Michelle Balaev）提出了创伤“多元模型”，将创伤置于更大的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理论的概念框架内。巴勒夫认为，“极端体验培养了多种反应和价值观”，而附加于创伤体验的价值观受到多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和文化因素”的影响[2]。巴勒夫2014年出版的著作《文学创伤理论的当代方法》(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扩展了关于创伤的观点，她主张文学中的创伤须通过理论多元化来阐释，同时颠覆了经典创伤理论的鼻祖卡鲁斯的“不可言说”论断。文学创伤理论从单一精神分析到跨学科方法的不断演变，尤其是和后殖民理论、空间理论的联姻，为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毛姆是一位饮誉世界文学领域的英国作家，他拥有非凡的人生经历，游走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空间。其作品中包含了不少英属殖民地的空间因素，体现出其在独特的空间场域下的人文思考，如短篇小说集《叶之震颤》通过空间特征的表达凸显了作家对人物创伤的担忧和关注，有着色彩鲜明的南太平洋地域风貌。本研究采用巴勒夫的创伤“多元模型”(Pluralistic Trauma Model)，将创伤理论与空间理论相结合，探究毛姆短篇小说集《叶之震颤》表征创伤的方式，即以空间为维度来记录创伤。
（一）大海：家园意象的嬗变
米歇尔•巴勒夫认为，自然风光在创伤文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意象在表现隐伏创伤等方面不可或缺。美丽的海岛原本是人人向往之地，如《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在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始终无法找到自我，唯有在塔西提岛才能找到灵魂的归宿。但对于白人长官麦金托什来说，湿热的海洋气候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他是一个阿伯丁人，他的心向往着那个城市的花岗石街道上飕飕刮过的阵阵凉风。”[3]28“地点是一个无声的人物，它和文化背景、历史年代一起决定了个人和团体所受到的伤害的价值，它左右人物的情感，决定了作者的叙事方式，而不仅仅是作为背景隐身在故事的情节后面”[4]。虽然他处于殖民阶层，其价值观念与行政长官所处的主流阶层格格不入，处处受到沃克的压制和羞辱。未能受到上级的青睐，他心中苦闷压抑，对新的家园空间百般抵触。岛屿、大海带有隔离性的空间特征和监狱的符号意象，任凭其怎么挣脱都是徒劳的。“现在他朝窗外的环礁湖和标示着堡礁的那道白沫带看去，那种波澜壮阔的景象让他憎恶得直打哆嗦。”[3]4肮脏凌乱的景象是荒原空间的有力诠释，而空间意象的更迭变换呈现了创伤的治愈可能。沃克因公短暂离开使其屈从附庸的局面得以改变，第二天早上“大海显得蓝盈盈的，天空也更为明亮，远远胜过大多数日子。信风阵阵，让人神清气爽，环礁湖在微风的吹拂下波光粼粼，如同刷好的丝绒。”[3]39麦克托什和大海的对立关系得到了暂时的消解，在此刻的地理空间中家园意象得以重现。环礁湖呈现出柔美包容的空间姿态，涌动着生生不息的活力，迎接着拓荒者在这里擘画新曙光。《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海岛风光书写同样具有治愈意义，也是主人公对西方优越感和虚伪道德观的有力回击。毛姆曾公开承认对英国没有家的感觉，“直到一道海峡把我和祖国隔开，我才感到真正的自我”[5]。20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生态环境恶化，人们被生存压力所裹挟，每个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乌托邦式精神家园的渴望。毛姆作品中与世隔绝的南海诸岛迎合了人们的渴求，为世俗病态的个体提供了治疗精神危机的良方。
（二）大湖：文明整合的潜射
小说中的西方侨民对南太平洋的岛屿抱有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们认为南太平洋岛屿过于蛮荒，与西方工业化文明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被神秘浪漫、美轮美奂的海岛风光所吸引，义无反顾地奔赴“他者”之地。在《水潭》中，大湖的野性之美吸引着劳森这个外来移居者。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大湖呈现了开阔的包容胸怀，促进了原住民和西方侨民的兼容共存。在这个混杂的地理场域中，水潭是超越于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冲突的乐土。这个开放多元的第三空间是文明整合的“共同体”，也反映了毛姆“去殖民化”的初级设想，水潭的地理隐喻得以彰显。白人青年在幽深纯净的湖水边邂逅了妻子，可始终无法融入异域家庭，西方文明与“他者”文明在交汇融合中出现强烈的排异性。最初是妻子的形体之美吸引他，而妻子的美只有在密林幽深湖水中才展现出来。家里的妻子和其他当地土著居民一样，毫无生机和美感，原始粗鲁的举止将劳森心中的火焰浇熄，对妻子在英国城区水库脱衣洗澡的行为更是无所适从。劳森沦为东、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人，在身份认同困境的刺激下想象已经变得混乱，其中悲伤、焦虑或过度的爱，导致其以一种强迫性的、狭隘的方式重塑自我。劳森选择做一颗驻足在湖底沙床上的鹅卵石，像希腊英雄式的人物由于无解的宿命走向灭亡，将文明融合与渗透中的恐慌、迷茫封印在沉静的湖底。大湖是小说人物“理想”的避难所，这种创伤后自我禁闭的应激反应和毛姆本人孤僻、忧郁、厌世的个性特点密不可分。毛姆婚姻家庭关系破裂，遍游东方各地寻找心中的“波斯地毯”。米歇尔·巴勒夫认为自我的表达和创伤的特定场所相关联，而不是依赖于创伤经历的线性重演。创伤是一种与地点相关的个人体验，自我的重新定位伴随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评估。自然景观是个体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的参考坐标，作家通过集中描写自然空间，以展示自我的内部斗争和个体试图理解、合并和解释创伤性事件时的思维方式。水潭为文明认同危机赋型，也是他者文明反向渗透的潜射。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将文化研究引入空间批评,认为空间不止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且是“反映社会及其个体价值观念的文本”[6]。殖民地的空间环境不仅是创伤书写的地理背景，而且也是流动性社会文化的重要权力场域。
（一）跨界空间：殖民征服的他者参照
《麦金托什》中，以沃克尔为代表的殖民阶层聛睨一切，由此引发了以马努马为代表的蒙昧的被殖民者和以麦金托什为代表的下等白人的仇恨报复。而当沃克尔中弹弥留之际，他嘱咐手下对谋杀者不予追究，土著家仆等众人瞬间被长官的恩泽震撼并征服。麦金托什心中的悔恨切肤蚀骨，他用那把杀害沃克尔的左轮手枪了结了自己。这种彰显仁爱的宽恕力量和帝国气度在道德情感上成功地俘获了被殖民者的心，对他者的思想改造比在殖民领土上圈地修路更具颠覆力量。正因如此，殖民地的阶级、种族界限不像殖民地的母国那样泾渭分明。殖民社群内原有的权利空间变得混杂，逐渐由固化变得流动，当地弱势族群、殖民者的各级阶层都融合在跨界空间中。沃克尔既有对白人种族优越性的捍卫，也有对殖民地文化的尊重和认同。米歇尔·巴勒夫认为社会文化因素等不仅影响和决定了主人公受到伤害的程度，而且还影响和决定主人公如何走出伤害造成的阴影。在跨界空间，创伤也从“突发性”“对身体健康有严重暴力威胁”的显性创伤转向“持久性”“对精神压迫”的隐伏创伤。各种隐伏创伤带来的焦虑、惊骇、仇恨等负面情绪导致二次创伤事件频频发生。毛姆并不是将自己标榜成站在评判善恶的制高点上，《麦金托什》《火奴鲁鲁》《红毛》中的移民或移居故事都是跨界空间的重要特征，演绎了南太平洋英属殖民地“混杂化”的历史真相。作品中的种族、阶级冲突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亚洲殖民地国家的真实图景，毛姆也意识到了这种殖民统治的穷途末路[7]。这里东方、西方的创伤体验并非处于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基于政治文化的框架进行创伤阐释。毛姆并没有一味渲染东西方的对立冲突，否则就会陷入东方主义的窠臼。其创作倾向于跨界过程中的博弈与融合。殖民地域的文化症候显示出“去领地化”的特点，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写，这也是毛姆有意识地破除东西方文化界限，寻找空间位移的叙事布局。
（二）划界空间：宗教规约下的炼狱
南太平洋的殖民环境比较复杂，白人殖民者、岛上原住民以及混血儿、移民等杂居在岛上。当地的原住民在白人的统治下，连自己的穿衣、跳舞等都要受到约束。汤普森小姐属于新移民的身份，由于在夏威夷当地惹上官司，她不能重回故土，只有在岛上招徕顾客，干起了职业妓女的营生。她初来乍到，对当地人们早就约定俗成的殖民教化手段毫不知情。汤普森“胆大妄为”的举止自然触犯了戴维森神父为代表的白人阶层的权威。汤普森小姐和戴维森几番较量之后败下阵来，她“神情沮丧，惊恐不安”[3]245，连举止也变得唯唯诺诺。究其原因，是受到了神父在内殖民长官致命的威胁，将其强制遣返，便意味着回夏威夷继续坐牢，一辈子在父母、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宗教信仰不仅可以起到心理引领的作用,而且反过来也影响和控制其信徒们的精神和行为。”[8]戴维森严苛地规范教区外来闯入者的思想和行为，神圣的教义成为了掩盖其报复的说辞。其实是带着殖民者的优越姿态同化殖民地的伦理体系，消解人民的反抗意识，重建神权下的文明秩序。在“神权至上”思想的浸染下，当地的总督也内化了宗教规约的规范，他和神父是“共生体”，完成了殖民地宗教戒律的构建。神权是戴维森压制汤普森的工具，使其放弃自尊成为强行被教化的奴隶。在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任何和西方主流信仰相悖的、僭越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人都成为被宗教教义所鞭挞、被禁锢或被流放的囚徒。岛上原有自由、自主的文化被视为野性和不文明的他者，沦为被消解的对象。汤普生的希望被教区粗暴、非人道的戒律摧毁了。雪上加霜的是，戴维森是个衣冠楚楚的魔鬼，他强制汤普森屈辱就范，满足自己的丑恶欲求。汤普森从崩溃复归清醒，毫无负罪感地去引诱戴维森，但却踏上另一条不归路。米歇尔·巴勒夫认为，创伤产生了人们对身份的分裂和毁灭的无言反抗。极端的创伤体验会导致受创者意识的中断和重新定位，而依附于这种体验的价值观会受到殖民强势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创伤性价值观。殖民地的神权是蔓延在当地的一把地狱之火，使人们沦为神权的囚徒，剥夺他们的反思、反抗能力，从而强化对他者的群体化的空间规训。后殖民创伤合并了殖民暴力、压迫排他等重要参量，凸显了创伤体验的社会成因和文化语境。
“家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社会空间人际和权利关系的起点。”[9]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殖民地的特殊家庭关系具有融入障碍、对抗性、疏离型等创伤表征。创伤小说中“重组后的自我与产生转型身份的特定地点是相关的”[10]。“他每天下班回到布雷瓦尔德家，总看到平房里挤满了当地人。他们闲散无事，有的抽烟，有的睡觉，有的喝卡瓦酒，说起话来没完没了。”[3]151对白人青年劳森来说，虽然置身于殖民者家庭中，但身份、阶级、种族不同的人之间依然要有清晰的边界线。寄人篱下，他无法在挤满“野蛮人”的家中创造属于中产阶级白人的文明生活，也无法以新的身份与家人和谐共处。他在家里无处容身，只有出去日日买醉，酗酒又激化家庭矛盾，这矛盾的根源在于劳森内心固守的种族阶级地图。种族观念影响和决定了家庭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地理学家爱德华·勒尔夫(Edward Relph)将人类对地方的体验区分为内在和外在。“待在一个地方就是属于它，认同它，你在里面越深刻，对这个地方的认同就越强。”[11]另一方面，“外在”意味着与地方的疏远；
对一个地方不真实的态度被认为是基本上没有地方感，因为它不涉及对地方的深刻认识，也不欣赏它们的身份。劳森婚后一次回到英国后，回想起阿皮亚的三年时光，“那简直是一次流放”[3]142，这种思想恰恰暴露了其偏执的“白人中心论”。“他对老布雷瓦尔德充满了妒意，一想到深色皮肤的人就感到惊恐[3]144”。当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和妻子是同样的肤色时，劳森失望透顶，对“深色皮肤”的恐惧暴露了其种族观念上的狭隘。劳森拥有一种矛盾的身份归属感，他在“深色”族群和“白色”族群之间游走，却无法融进“里面”。正如劳森自己承认的，他在阿皮亚甚至不是一个“白人”，因为白人也拒绝给他一份差事。毛姆展示了他对流离失所的关注，揭示了英国拓殖时期海外客居者的伦理困境。劳森所形塑的自我身份在种族关系的博弈中被消解，这也反映了毛姆对西方种族歧视深刻的反思与质疑。在20世纪早期，毛姆的种族批判意识挟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认为根深蒂固的种族隔阂势必影响东西方的联姻，各个族裔都一定会拒斥民族身份的杂糅与兼容。劳森一旦“嫁接”到当地土著家庭，他“白人身份”的标签立即被摘除，被屏蔽在白人圈子之外。《红毛》中的红毛、尼尔森同样如此，他们把其他族裔的女子当成猎奇和玩弄的对象，却统统没能在跨种族婚姻中“免疫”，最终成为了可悲的联结失败者。故事以尼尔森的回忆和其与红毛的对话为主体，充分展示了创伤经历的“可说性”。弗洛伊德的创伤和记忆概念也强调通过对经历的叙述性回忆来重建创伤事件或发泄痛苦的必要性。固化的、自闭的种族主义思想带来的认知混乱和家庭分裂，是小说中群体创伤经验和创伤记忆的固有特征。
《叶之震颤》勾勒了毛姆南太平洋文学故事的发生轨迹，演绎着后殖民社会的混杂性及殖民地族裔崛起的地域想象。殖民地的空间书写和文化症候成为毛姆创伤书写的艺术底色，蕴含毛姆重建新生民族国家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时代省思。小说集中的空间表征模式的流变凸显了毛姆对后殖民时期南太平洋诸岛生态创伤、文化创伤和种族创伤的关注和反思。小说中有对抗也有融合，很多故事更是承载了毛姆“反征服”“反自闭”的表达内涵。小说主要呈现了诡谲莫变的地理空间、混杂化的殖民空间、“固化”观念下的种族空间三大创伤表征，蕴含了毛姆对后殖民症候的时代深思和消除偏见、包容他者的美好愿景。小说所倡导的打破阶级对立、种族歧视，实现自我和他者的平等对话，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亦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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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2-4437（2022）04-0077-05
2022-10-1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创新团队（2022TDKY05）；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21KYR18）。
韩娟（1983―），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文学翻译；
汪雅雪（1991―），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学、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