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聪
(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以“革命”为中心到改革开放后的以“改革”为核心。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还在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体系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作用。近年来，学界对《论十大关系》的研究相当深入，分别已从《论十大关系》的文本生成、逻辑架构、现实意义、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而从其与改革话语建构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下面将在这方面作探讨。
话语首先是通过使用语言形成的，以语言为载体，其符号是一种语言；
其次，话语具有一定的规则，不是散乱无序的语言；
最后，话语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话语离不开社会背景。同时，话语反过来作用于环境，发生社会效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张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1953 年开始中国确定以苏联模式为模板完成了“一化三改”，到 1956 年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早期阶段的工业化道路、农业集体化、管理体制等都带有苏联模式的痕迹。同时，苏联模式的重大经济结构和比例失衡、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等经济体制的弊端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多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一次系统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其归纳为十大关系问题，并在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中逐步明确，需从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23到走自己的路，因而批判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起点。一个组织或一个观点，当它为社会公认，一方面表明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契合，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
另一方面促使认识主体自觉以认可的规范行事。“批评活动是扩大有效声音范围的一种手段……批评实践对于扩大参与者的队伍是不可或缺的。批评使其他旨趣被人知晓，从而成为实现民主的一种文化资源。”[3]毛泽东辩证地分析和总结了苏联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23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多处批评了苏联发展模式中的错误，在工业化道路上他认为苏联模式的原则性错误在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三者的比例失衡，只“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2]24结果出现“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2]24在民生方面他批评苏联“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2]29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2]29“把农民挖得很苦。”[2]29在管理制度上他反对苏联中央过度集权“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31“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2]31在政治体制和政策方面，反对“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2]39的做法；
批评苏联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2]34在思想上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2]42的过激思想。毛泽东以“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2]39为参照批评“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2]42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苏联的批评，对人们破除崇拜打破旧有思维模式起到了巨大的启迪作用。
毛泽东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还针对我国在“一五”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作出审视。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在思考我国平衡沿海和内地工业发展的布局时指出“对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2]26在总结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指出的百分之三十“比重太大了”，[2]27应该降低国防建设开支多搞经济建设。他总结我国在国家和生产单位的利益兼顾上出现偏差，“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
[2]29在处理和农民的关系上的不足，《论十大关系》阐述1954年我国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2]29致使“农民有意见”。[2]29在考量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上，《论十大关系》批评高度集权的中央体制，中央“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2]31在是非问题上，类比《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毛泽东指出我国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2]39。他们分不清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批评我国有些人自己毫无主见，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摆脱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阴影、“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2]43缺乏民族自信的奴隶心态进行了深刻反省；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毛泽东毫不忌讳指出学术界和经济界存在的“教条主义”，[2]42揭示教条主义的重大危害及以独立自主的中国风格，对外国成功的经验决不盲目迷信。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建设状况进行周密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系统反思，对当时及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及其变迁必须通过话语转换而实现，而话语的转换不是一个语词简单换序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政治话语需以话语转换作为变革的外在形式，话语转换是政治话语在历史及现实的演进逻辑反映，一方面是理论与时俱进的外在体现，另一方面是对实践积极回应的需要，《论十大关系》承载了革命话语与改革话语的过渡及联接。
2.1 马克思主义的坚守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任务。
首先，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理论逻辑和话语特色对革命话语及改革话语的建构都起着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中国政治话语的创新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改革话语的构建，应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进行，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内含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态度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32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其次，《论十大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而存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论十大关系》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既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在《论十大关系》中贯穿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2]44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并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对于敌我矛盾“一定要分清敌我”[2]39进行“劳动改造”，[2]37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分清是非”[2]206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39的方针。
再次，《论十大关系》蕴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实践的主体，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要素。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2]34“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2]23可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重视并具体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最后，《论十大关系》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规划协调全国的倡导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阶级、群众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阶级总是需要一定的政党组织来代表其阶级意志和利益，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针对有人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毛泽东认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2]36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2]32“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2]35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演进，在不同阶段它会融合时空条件的变迁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形成不同时代的特色。毛泽东在主导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维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他大量使用惯用语、比喻等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十大关系》当中使用“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2]30“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2]41“不像割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2]38等表述，这些语言大大提高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2.2 革命话语的延展
革命话语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要的话语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的变化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在转换过程中需要延伸衔接，而“改革”话语成为“革命”话语的延展。“改革”话语对“革命”话语的承继是由二者涵义的相通性决定的，它们都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如此，这两种认知域的转换仍然需要语义延续及过渡变化，《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则成为这种介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体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5]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理论在《论十大关系》中都有体现。“革命”既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等的社会革命，又包括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变革等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革命”依然延续，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属于“革命”范畴。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要以苏联为鉴，不仅反思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和斯大林个人的错误上，同时还包括汲取中共在革命过程中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训。《论十大关系》既保留政治运动中“革命”的内容，毛泽东指出，“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2]37对于反革命“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2]37同时伴有生产力变革的“革命”话语延续，“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2]44“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2]44
2.3 革命话语的转换
话语表达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或价值选择。恰当的话语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透过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话语主体的生活境遇及其所处的时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国需要形成新的政治话语来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因而中国政治话语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转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改革旨在寻求突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束缚和原有意识形态的桎梏。改革话语体系包含革命的三层内涵：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三是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指共产党人崇高精神、优良传统，共产主义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前两者属于社会变革，后者属于理想信念。
作为社会转型的改革实践是一场浩大的工程，这种实践存在社会风险，在与新实践相适应的政治话语未生成之前，需要一个以既定的表达作为过渡寻求突破转换的过程。“对熟悉现象的不熟悉的解释因为日常沟通而被同化(曲解、简化等)，进而将不熟悉的解释变成了熟悉的，成为常识性理解的一部分。”[6]101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虽以“革命”运动为中心，同时也伴有生产力变革的萌芽。《论十大关系》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2]28这里已蕴含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论十大关系》关于“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2]31的阐述为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为核心转换到以生产力发展、社会革命为核心逐步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革”话语建构提供合法转移。
改革如同革命一般紧迫、艰巨，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仍然需要理想信念的支撑，以革命的精神来呼唤改革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指出“穷就要革命”[2]44“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2]44“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2]43以上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可见，在革命话语与改革话语的突破转换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实现了理想信念革命传统的涵义衔接。
人具有精神属性，需要思考事物和现象的意义，寻求合理性的解释。“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系统关联的信念、看法和主张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当然，意识形态不仅仅‘解释’，它也决定某种东西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设定了一个问题域，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一套参照术语限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6]103
话语构建的源泉来自实践中的思考。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一方面要对宏大的社会变迁及当下社会制度的优劣作出诠释，给民众提供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指明未来发展的趋势，《论十大关系》就作出了这样的指向，设定了改革话语的基本问题域。
《论十大关系》体现新的哲学观为改革话语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使人们的认识思维角度从点到面进行重大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互相作用。事物的普遍联系构成事物的永恒发展，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整体。《论十大关系》提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2]30中央和地方“也是一个矛盾”，[2]31中国和外国“是两点而不是一点”。[2]41可见，《论十大关系》内含的统筹兼顾、两点论与重点论等唯物辩证思维对思维桎梏的突破、保持开放树立整体思维，为改革开放打破理念枷锁、提出新思路新设想成为可能。
《论十大关系》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政策性决定，它提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全面谋划: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4并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民生建设、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作出了指向，勾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轮廓。
在经济体制方面，《论十大关系》指出：“要适当地点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24毛泽东认识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的产业协调关系，综合考量苏联模式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带动经济发展战略的效益和成本，为后来从更高的平台更长远的视角明确我国重轻农三者协调发展战略，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作指导，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格局奠定基础。
在政治体制方面，《论十大关系》既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也重视调动地方积极性，认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当赋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31才能有利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后来依靠制度激励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关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竞争关系，地方既要服从整个国家的整体战略和统一筹划，又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的动力定出基调。
在民生建设方面，《论十大关系》倡导“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2]28特别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2]30等为国家展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结合的思考，探寻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提供原则指引。工人“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2]29为后来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思想。
在文化教育方面，《论十大关系》提倡自然科学“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2]42“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2]44“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2]41等视野开阔、对外开放新意识，鞭策我国打破思维定势、谦逊学习。
关于对外开放，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使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等表述，但在《论十大关系》却使用了“平衡”“调整”“兼顾”“扩大”“改进”“精简”“减少”“降低”“提高”“转变”“处理关系”“向外国学习”“调动”等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词语，提倡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2]43的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最后，特别强调“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2]44这里提及的“革命立场”[2]44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改革开放思想。
新的政治话语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需要较长时间的社会化过程。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社会传播改革思想。1956年6月毛泽东发表《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谈到：“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2]69他在1956年9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2]1171956年9月24日《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阐述《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并指出：“要改良，要重新装备。”[2]128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不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369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7]为主题的整顿。1963年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发出号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8]3411975年在《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针对文艺作品形式的匮乏强调“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8]443通过不断使用新概念，将“改革”这个陌生的思想转化为共同意识。
“改革”作为新事物要取得社会共识、转化为群体社会认同需要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来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后的十年期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端专业人才，其中大部分成为后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主心骨。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过程中，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巨大丰收，我国涌现了铁人王进喜、焦裕禄、雷锋、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大量先进典型和科学家。他们把个人理想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源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为号角，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改革开放”在中国逐渐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要抓的四件工作中的第一件便是“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9]3此后，他先后发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等文章。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回应了否定改革的声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同时，他不仅提出了“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4的构想、“讲效益”[9]375“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9]374的收入分配原则，还提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9]373等新概念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这些理念及实践不但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把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促进了改革话语的生成和发展。
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以批判苏联模式为改革话语的逻辑起点，承载了中国“革命”与“改革”话语之间语义的延续、过渡并实现了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转化，《论十大关系》发表后进行深入的大众社会沟通及社会实践，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最终促进了改革话语的生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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