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冈，吴维旭，田 弘
(1.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2.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台湾地区四年一度的“九合一”选举于2022年11月26日举行，共选举1.1万名市县乡镇村里级公职人员，选民人数1 918.1万，“首投族”76.8万。本次“九合一”选举投票率仅60.97%，远低于2014年的67.59%和2018年的66.96%。国民党在经历2020年“二合一”选举失败后，维持2018年“九合一”选后在各县市的明显执政优势，保留了该党在2024年“二合一”选举东山再起的前景。鉴于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重蹈四年前的溃败覆辙，蔡英文的领导权威受到党内派系的严峻挑战，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地区领导人的概率增加，这对两岸关系势必带来新的冲击。
从横向上看，评估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不同政党的胜败情况有四个观察指标：一是占全台人口69%的六大城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即所谓“六都”)的市长选举结果；
二是其他16个县市长选举结果；
三是上述22个县市议会选举结果；
四是乡镇长、乡镇代表会议和村里长选举结果。从纵向看，其评估情况则要参照2018年的选举结果，比较主要政党的席次增减和得票数、得票率的变化情况等。不同政党将胜选目标定得高一些，固然有助于鼓舞士气，但如果实现不了，却可能造成虽胜尤败的感觉。
在“九合一”选举最重要的县市长选举中，岛内主要党派共有95位候选人参与竞争，包括台北市12人、新北市2人、桃园市4人、台中市3人、台南市5人、高雄市4人。其中，民进党针对22个县市长席次提出21位候选人，独缺金门，其竞选目标是维持现有7个执政县市(高雄市、台南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嘉义县和屏东县)，并从民众党手中接管台北市，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苗栗县、宜兰县、南投县和澎湖县，以执政县市数目过半为目标。国民党在22个县市足额提名候选人，在马祖同时提名2个(曹尔元、王忠铭)，其中11个候选人争取连任。其主要目标是在14个县市长选举中胜出，并在六大城市获得过半市长席次。民众党除了在台北市推出黄珊珊参选，在新竹市、桃园市和宜兰县也分别提出候选人，以“坐一望二”为目标。不同党派候选人在最近三次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台湾地区主要党派候选人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情况(2014-2022)(1)囿于篇幅限制，无党籍参选人为2人以上时，只列得票最高者；
如果其得票数不到1 000，则不列。因此，全台合计数不等于上述四舍五入后数字的简单相加，部分县市得票率合计可能小于100%。
表1(续1)
表1(续2)
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就22个县市长的选举结果而言，国民党可谓大获全胜。虽然国民党只在14个县市胜出，较之2018年所得15个县市长数目少了1个，但考虑到2020年民进党通过“公投”成功罢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并重新掌控市府这个因素，国民党既维持了选前的县市执政数目，又从民进党和民众党手中夺回台北市、桃园市和基隆市这三个北部城市，足以弥补其在苗栗、澎湖和金门所失，何况选后掌控苗栗县和金门的人士本来就属于“泛蓝”阵营。国民党同时收复台北和桃园，其战绩超过2018年。毕竟，在台湾地区的选举政治中，六大城市远比16县市更为重要。与此相反，民进党所掌控的县市从选前7个减少到5个。(2)选前7个民进党籍县市长包括该党在2020年补选成功的高雄市市长。民众党丢掉台北市，获得新竹市，得不偿失。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上，国民党以50.14%领先民进党的41.57%，差距8.57%，较2018年的9.63%的领先度略微缩小。就县市议员的选举结果而言，国民党共获得367席，较2018年减少了27席；
民进党从238席增为277席；
新参选的民众党获得14席；
“时代力量”、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以及其他政党所获席次由46席减少到25席。就乡镇长而言，国民党从83席下降到76席，民进党也从40席降至35席，无党籍从81席增为93席。就村里长而言，国民党所占比例由2018年的15.8%缩小为2022年12.3%，民进党从3.7%缩小为2.9%，均减少了22%。“九合一”选举对国民党的警训是，在获选县市议员席次上对民进党的领先度由原有156席剧降为90席，特别是六大城市的市议员总数，国民党只比民进党多15席。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四大城市中，国民党获得将近一半席次，加上友党人士，尚可主导市议会运作，但民进党在台南市议会仍享有明显优势，以28席遥遥领先国民党的15席，高雄市议会两党实力持平。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结果使其席次由2018年选后的6个(不含高雄市)减少为5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虽失去对桃园市、基隆市和新竹市的执政权，但继续掌控高雄市，并获得对澎湖县的控制权，也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同2018年的选后状况相差不多。(3)但比起2005年的县市长和2006年台北市、高雄市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失败程度(只赢得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高雄县市和台南县市)，该党在最近两次县市长选举中败得更惨(云林县比澎湖县重要)。同时，较之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新增加的2.41%县市长选举得票率和39席县市议员席次，尚可视为些微的止跌回升。
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呈现八年轮替的常态。一般说来，谋求连任的县市长享有继续执政的优势，现任县市长两任届满而无法参选的县市则往往会成为不同党派候选人激烈角逐的主要战场，比较容易导致政党轮替。
(一)谋求连任的县市长享有继续执政的优势
“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谋求连任的县市长享有继续执政的优势。在22个新当选的县市长中有9位国民党籍现任县市长(侯友宜、卢秀燕、杨文科、王惠美、张丽善、黄敏惠、林姿妙、徐臻蔚、饶庆龄)和3位民进党籍现任县市长(陈其迈、黄伟哲、翁章梁)成功连任。除了林姿妙、徐臻蔚和陈其迈以外，其他9位得票率都比2018年明显增加，轻松获胜。徐臻蔚和陈其迈(2020年改选当选)也是高票连任，只有林姿妙勉强过半且未能成功扩大得票优势。这反映了台湾选民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时代，比较倾向支持现任者，缺乏“换党做做看”的求变心态。在现任县市长中未能成功连任的唯有澎湖县的赖伟峰和金门的杨镇浯。
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现任优势的特点在侯友宜身上表现得最明显。2014年朱立伦在国民党面临颓势的情况下，以2.5万票的差距，险胜民进党候选人游锡堃，连任新北市市长。2018年朱立伦成功辅助侯友宜以29万票数和14.2%的得票率差距，完胜民进党候选人苏贞昌。不过，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该市12个席次中均占有9席之地，国民党在该市的“立委”席次只是从2席缓慢回升到3席而已。(4)在2020年“立委”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洪孟楷从民进党“立委”吕孙绫手中夺得一席，民进党候选人赖品妤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手中补回一席。游锡堃和苏贞昌属于民进党中的不同派系，其矛盾始于陈水扁执政后期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期间所推出的“排蓝民调”和有关“十一寇”的指控。两人在新北市均早有布局，并于2014年和2018年分别参选市长，2022年轮到“游系”大弟子林佳龙参选。就国民党而言，侯友宜在2018年的高得票率(57%)显然得益于当年的“韩流”。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朱立伦和韩国瑜共同为国民党的议员候选人站台，侯友宜却极力回避与韩国瑜同台亮相。选举结果表明，侯友宜基本维持住2018年的得票数(只少1.2万)，但因为投票率比上次低7.4%，得票率猛增5%；
而林佳龙的得票数和得票率都远低于游锡堃和苏贞昌，连四成的选票都不到。谋求连任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所享有的高民意支持度，对国民党在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和基隆市的选情产生了有利的联动效应。
根据上述“现任优势”的规律，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相较于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呈现明显的“西瓜效应”，而非“钟摆效应”。(5)“西瓜效应”，俗称“西瓜偎大边”，是指不同党派和选民在选举中更容易偏向势力强大或局势较有利的一方；
“钟摆效应”指某阵营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落败的阵营较易在下一次选举收复失地。在14位国民党籍县市长中，只有苗栗的徐耀昌、南投的林明溱和马祖的刘增应3位无法参加选举，结果国民党丢了苗栗县，守住南投县和马祖，成功率为67%。在11位寻求连任的县市长中，9位获胜，成功率为82%。在7位民进党籍县市长中，4位无法连任，包括桃园的郑文灿、新竹市的林智坚、基隆市的林右昌和屏东县的潘孟安，结果民进党勉强守住屏东县，丢失北部三个城市，成功率为25%。3位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县市长陈其迈、黄伟哲和翁章梁全部胜出。选前国民党、民进党可以谋求连任的县市长数目比例(11∶3)明显高于国、民两党现任县市长的比例(14∶7)，选后国、民两党所控制的县市数目比例(14∶5)正好介于上述两个比例之间，呈现“西瓜效应”。
(二)无现任县市长参选的县市成为关键战场
与上述逻辑相契合的是，在没有现任县市长参加竞选的情况下，政党轮替的可能性为之增加，即发生政党轮替的县市一般是因为现任者届满两个任期，无法参选，从而为他党候选人提供可乘之机。例如台北市市长一职就是在三强之争中被国民党从民众党手中夺回；
桃园市市长职位则因民进党提名不当，回归国民党；
基隆市和新竹市分别落入国民党和民众党手中。苗栗县因时任县长徐耀昌无法再次参选，国民党不愿提名原议长钟东锦，导致后者脱党参选并获胜。屏东县民进党籍的周春米接替潘孟安参选，险胜国民党候选人苏清泉，其未获得过半票数，在“绿营”票仓亦属意外。这些都说明新人参选变数较大。就此而言，南投县国民党候选人许淑华初次参选县长，得票率能大幅领先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13%)，实属不易。
根据这一规律，六大城市中台北市和桃园市自然成为2022年县市长选举的关键战场。台北市本属国民党大本营，2014年因为民进党全力支持无党籍柯文哲参选才告失守。2018年民进党虽然推出候选人姚文智，但并未全力支持，唯恐柯、姚分票而导致国民党收复台北，为此柯文哲得以险胜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在2022年台北市市长选举中，谁代表民进党参选再次成为党内派系争夺的热点。民进党“正国会”的林佳龙未能获得参选门票，转战新北市；
没有派系背景的“卫生部长”陈时中成为蔡英文的属意人选，以平衡党内派系关系。但陈时中在对外采购疫苗、强推高端疫苗等防疫政策的争议性做法和个人形象的包装失败，使其在蒋万安和黄珊珊的夹击下，被动挨打，在中广·盖洛普9月26日的民调中名列第三。[1]11月4日蒋、黄、陈三人围绕市政公开辩论前夕，民进党当局安排14位专家为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背书”，为陈时中拉抬选情。随着“蓝绿”归队，陈时中的民调进入第二名，但最后开票结果显示，其得票率只比四年前的姚文智高出14.63%，在历届民进党候选人中位列倒数第二。如上所述，在2018年台北市市长选举中民进党为防止丁守中当选，并没有全力支持姚文智。在2022年选举中，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支持者未发生明显的“弃保”投票现象。陈时中在民进党的全力支持下，所得选票(43.5万)仍不及蒋万安和黄珊珊两人合计票数(91.8万)的一半。可见，即便蒋、黄平分“蓝”“白”或“讨厌民进党”的选票，陈时中也不可能当选。最终，蒋万安以42.29%的得票率胜出，得益于“绿”“白”(合计得票率57.1%)之间没有发生“弃保”效应。这跟陈水扁在1994年以43.67%的得票率打败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25.89%)和新党候选人赵少康(30.17%)当选台北市市长倒有几分相似。2014年民进党放弃提名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全力支持柯文哲。2018年民进党对柯文哲“又打又拉”，旨在动摇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票优势，导致国民党在台北市的“立委”席次由2012年的7席降为2016年的5席和2020年的4席，但这也伤及民进党在台北市民心目中的政党形象，即以政治权谋和算计取代政党责任的精神。这对民进党的利益得失恐怕得根据2024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再作深入分析。
与台北市一样，桃园市亦属存有悬念的关键城市。2014年民进党候选人郑文灿以不到3万票的领先度和3%的得票率差距，打败时任县长吴志扬，成为桃园县改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并在2018年选举逆势中顺利连任，以14.5万票和14.1%的得票率差距遥遥领先国民党候选人陈学圣。在桃园市6个“立委”席次中，国民党在2016年选举中由6席降为2席，2020年增加1席，意味着国民党在该市的政治实力经过2014、2016和2018年三次挫败后有所回升。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蔡英文提名有“小英男孩”之称的新竹市市长林智坚转战桃园市，但因林智坚“论文门”事件，改派在地“立委”郑运鹏出战。这引起前任“立委”郑宝清的不满，使其脱党竞选。根据中广·盖洛普9月26日的民调，郑运鹏以24.77%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的21.38%。[1]但根据《菱传媒》11月初的网络民调，在“蓝绿”归队的大趋势下，张善政已经以46.35%支持度反超郑运鹏的41.3%，脱党竞选的郑宝清行情看跌，“蓝绿”对决日益成为桃园市市长选举的主旋律。最后，张善政以超过郑运鹏12%得票率的明显优势获胜，脱党参选的郑宝清只获得不到3%的选票，还不如民众党候选人赖香伶，反映了民进党支持者服从该党决定的思维定式。
在新竹市，由于市长林智坚两任届满，出现了三位新人互相激烈竞争的局面。林智坚的“论文门”事件附带冲击到民进党在新竹市的选情。根据中广·盖洛普2022年9月26日的民调，民进党候选人沈慧虹所获得18.22%的支持度，虽然高于国民党候选人林耕仁的14.25%，但远低于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的26.01%。[1]从以上的民调数字来看，即使林耕仁和高虹安平分选票，沈慧虹也难以从选举中胜出。就新竹市的政治光谱变化而言，林智坚在2014年市长选举中以38.36%的得票率险胜国民党的许明财，在2018年以49.6%的得票率击败另外两个候选人获得连任；
2020年“二合一”选举中，蔡英文在该市所得选票占选民的比例41.78%也超过了韩国瑜和宋楚瑜所占比例之和(33.83%)，但该市唯一“立委”名额却落到了在多名候选人中以相对多数(36.97%)胜出的国民党候选人郑正钤手中。新竹市作为高科技人员密集的城市，一直有第三党的空间，这次也不例外，“蓝绿”很难全部归队。卢秀燕与高虹安联合竞选的消息和朱立伦积极辅选林耕仁的动作，反映了国民党高层对新竹市选情的不同考量。(6)除了卢秀燕，新竹县县长杨文科和新竹市国民党籍副议长李文斌也支持高虹安。民进党在新竹市的大佬柯建铭通过林耕仁爆料高虹安的贪腐问题，企图让“蓝”“白”相争，坐收渔利。结果林耕仁只获得18%的选票，远低于国民党在该市的基本盘，高虹安以45%的得票率，击败民进党的沈慧虹(35.7%)当选，得益于“蓝”“白”支持者的“弃保”效应。与此不同，基隆市市长选举以“蓝绿”对决为特色，国民党候选人谢国梁和民进党候选人蔡适应均属新人参选，在“北台湾”选情对民进党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也实现了政党轮替。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人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由此看来，女人的清爽、清澈、清丽是足以教众多男人倾倒的。女人似水，拥有水的温柔、清亮、流畅、体贴。但女人也像水一样多变，随圆即圆，随方即方，化作坚冰，便冷硬如铁；
一旦沸腾，便可将人烫伤。恰到好处时，给人以滋润；
狂躁愤怒时，可以将人湮灭。
在国民党铁票区苗栗县，因为县长徐耀昌两任届满，同样出现了比较激烈的竞争状态。国民党提名谢福弘参选后，原国民党籍的县议长钟东锦坚持脱党参选，民进党则征召无党籍的徐定祯参选，三人相争。根据中广·盖洛普民调，在2022年9月下旬，徐定祯和钟东锦各有15%的支持度，谢福弘只有7.5%。[1]其后国民党籍县长徐耀昌和“立委”陈超明纷纷表示支持钟东锦，进一步冲击谢福弘的选情。根据台湾《自由时报》2022年10月31日的民调，支持度24.4%的徐定祯高于21.26%的钟东锦和8.87%的谢福弘。与此同时，民进党中常会举行“终结黑金，赢回正义”记者会，徐定祯与宜兰县县长候选人江聪渊和南投县县长候选人蔡培慧都到场签署“拒绝黑金宣言”，反映了民进党力图以苗栗带动宜兰和南投选情的政治考量。[2]结果民进党在苗栗、宜兰和南投三个县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分别只有31.24%、41.13%和42.83%，钟东锦以42.66%的得票率，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下守住泛蓝地盘；
林姿妙和许淑华分别以50.76%和55.99%的得票率，延续国民党对宜兰县和南投县的掌控权。从历史上看，1989年以来，宜兰县的执政权基本都是由民进党掌控，只有2005年和2018年两次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林姿妙在民进党的重点攻击下仍然获得连任，折射出现任优势的规律性。南投县亦属国民党的票仓，由于国民党籍的林明溱无法谋求连任，蔡英文和苏贞昌强力支持蔡培慧这一“布偶”式人物参选求变。但蔡培慧长期在台北发展，未在家乡深耕，难以拉抬选情，远不如国民党参选人、在地“立委”许淑华的人气。
根据此次县市长选举的经验，在未来2026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掌控的县市长中只有5位可以谋求连任，包括台北市蒋万安、桃园市张善政、基隆市谢国梁、南投县许淑华和马祖王忠铭，民进党所掌控的5个县市中只有屏东县周春米和澎湖县陈光复可以争取连任，国民党在这方面的优势有所减弱(5∶2)。在国民党籍县市长中，无法寻求连任的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新竹县县长杨文科、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云林县县长张丽善、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宜兰县县长林姿妙、花莲县县长徐臻蔚和台东县县长饶庆龄。在民进党籍县市长中无法寻求连任的包括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和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这12个县市的县市长选举可能较其他县市存在更大变数，可望成为下一次“九合一”选举的观察热点。
(三)政党轮替的一般性规律
除了2000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呈现八年轮替的基本规律外，1997年和2005年的县市长选举(均不含台北和高雄两大城市)和2014年的县市长(包括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和高雄六大城市)选举，也呈现民进党和国民党交替占据明显优势的三次轮替。(9)在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23个县市长席次中的12个职位，比国民党多4个，在第二年的台北和高雄市市长选举中，国、民两党各得其一。在2005年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获得14个席次，民进党只有6个，次年的台北、高雄市市长选举延续了两党均分的格局。原定2013年的县市长选举与2014年的“六都”选举合并举行，在该次选举产生的22个县市长席次中，民进党以13席反超国民党的6席。2018年因内外因素的交织作用所造就的“韩流”，使国民党在四年内就提前翻转了县市政党版图，打破了八年发生重大变化的规律，提前出现“钟摆效应”，并在2022年的选举中延续了“蓝大于绿”的结构，呈现明显的“西瓜效应”。不过，根据上述八年轮替的一般性规律，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结果是否会出现重大变数还是值得关注的。
在地域分布上，台湾的“蓝绿”政治光谱常有“北蓝南绿”的说法。在2005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大幅减少，被压缩到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和屏东县。在2009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新增宜兰县，从而在中央山脉以东再次形成“北绿南蓝”的局面。在2010年台北、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五大城市(台湾媒体称为“五都”)选举中，国民党保住“北三都”(台北、新北、台中)，民进党固守“南二都”(台南、高雄)，延续了“北蓝南绿”的地域版图。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新增嘉义市、彰化县、台中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和属于外岛的澎湖县，形成北部仍然“蓝大于绿”(国民党掌控的新北市和苗栗县的地域和人口明显高于民进党掌控的桃园市、新竹市和基隆市)、中部“绿大于蓝”(国民党仅守住南投县而已)、南部全面“绿”化、东部“北绿南蓝”的格局。2018年“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掌控的地域新增了高雄市、嘉义市、云林县、彰化县、台中市、宜兰县和澎湖县，民进党仅维持对北部三个城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和南部一市二县(台南市、嘉义县、屏东县)的执政权，中部县市全由国民党掌控，北部仍然“蓝大于绿”，南部则是“绿大于蓝”(嘉南屏的地域和人口之和超过高雄市和嘉义市)，“北蓝南绿”的历史遗绪依稀可辨。其中，高雄市作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长达20年以上，出现政治大翻盘确实难以预料。不过，高雄在国民党籍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后，不到两年即重归绿营版图，“北蓝南绿”的特征更为明显。
(一)“北蓝南绿”政治光谱的强化
2022年县市长选举结果再次呈现典型的“北蓝南绿”特征。民进党仅守住狭义的南台湾，即浊水溪以南的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以及与嘉义县纬度相同的澎湖县，回归其地域政治的基本盘。(10)云林县域跨越浊水溪，与浊水溪流经的彰化县和南投县，加上台中市，在地理上同属中台湾。但如果以南北两分法划分台湾西部地区，云林县则属于南台湾，彰化、南投、台中等属于北台湾。由于2005年到2018年期间，云林县县长一职均由民进党人士出任，民进党在2014年曾经提出决战中台湾(台中、彰化、南投)的口号，意图向北拓展其执政版图。这一政治口号，难免让人误将云林县排除在“中台湾”的概念范畴之外。其中，原台南县市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以来落入民进党手中。高雄市市长由民进党掌控20年后短暂失守又很快收回。屏东县和嘉义县则分别从1997年和2001年以来成为民进党的稳定票仓。1989年民进党初次以政党身份参选县市长以来，先后控制过新北县(1989-2005)、新竹县(1989-2001)、宜兰县(1989-2005，2009-2018)、彰化县(1989-1993，2001-2005,2014-2018)、澎湖县(1993-1997，2014-2018)、桃园县(市)(1997-2001，2014-2022)、台中县市(1997-2001，2014-2018)、基隆市(1997-2001，2014-2022)、新竹市(1997-2001,2014-2022)和云林县(2005-2018)等不同地域的县市，“蓝绿”争夺的前沿战线时有变化，但南部的高雄县和屏东县一直是民进党的根据地，从未失守。1994年高雄市进行1979年改制后的第一次市长选举，原国民党官派市长吴敦义当选，但到1998年再次选举时就由民进党的谢长廷接任。至此高雄和台南俨然成为该党在南台湾的两大重镇。
与此相反，台北市长期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1972年蒋经国主政后，台北市市长就一直由国民党人士担任，一直到1994年初次恢复台北市市长选举，才因为原国民党官派市长黄大洲和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的分票，导致陈水扁当选，但也就当选一任而已。从1998年到2014年，台北市市长均由国民党候选人选举产生。2014年民进党在连续四次屡战屡败后，放弃提名候选人，支持无党籍柯文哲参选并胜出，就是基于台北“蓝大于绿”的选票结构。2016年国民党在“二合一”选举中惨败，在73席“立委”单席选区中仅获得20席，占比27.4%，但在台北8个“立委”选区仍能占据5席，占比62.5%。回头看来，民进党在2014年“借柯(柯文哲)打连(连胜文)”和2018年“借柯打丁(丁守中)”跟国民党在2010年“借杨打陈”颇有几分相像，但从政党政治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来，这种政治权谋对两党的形象终究会有不利影响。对国民党来说，“借杨打陈”的策略是“未见其利，先蒙其害”。而对民进党来说，2014年与“白色力量”的结盟可能有助于促成当年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大溃败，颇有近利可图，但对2022年台北市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的超低得票率，恐怕也埋下了始料未及的伏笔。
(二)台湾地区南北政治光谱差异的影响因素
台湾在地理上“北蓝南绿”政治生态的稳定性有其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所带去的大批政治精英多集中在北部，尤其是台北市，对中南部较少关顾，只能利用当地仕绅及其派系参与政治运作，继因地方选举中派系分赃不均，导致派系中人与党外知识分子结合，挑战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同时，蒋家父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思想对北部民众和南北眷村的影响较深，对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影响比较有限。南部县域的中下层民众较多，具有较强的叛逆性，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又远，容易接受党外势力和民进党的激情政治动员。在经济上，蒋经国当局将工业中心布局在高雄，商业和服务业则汇聚台北，形成“商业台北、工业高雄”的北南经济格局。随着重化工业污染的加剧，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并与党外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北蓝南绿”政治生态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决定兴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吸引大量资金、技术与人才进入北部，科技产业逐渐成为经济支柱，拉大了与南部的经济差距。马英九执政期间，通过兴建南部科学园区吸引科技厂商进驻南部。但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非短期所能消除，广义的南部(包括云林)仍然以农渔业和传统工业生产为主，财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明显不如北部，大财团与高收入人群也多集中于北部。[6]
台湾地区“北蓝南绿”选票结构的未来变化主要取决于南北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北部和南部的产业布局趋同，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差距缩小，当有助于缩小北台湾和南台湾的社会与政治差异。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海岛经济体，过去30年本土产业大规模西移，大陆长期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地、海外生产基地和最大顺差来源地。台湾产业外移与后工业社会的内部转型逐渐产生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与区域发展差距等系列问题，而在经济议题泛政治化的选举时代，北部工商服务业与大陆的连结程度明显高于南部，而南部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相对“无感”。(12)在2008-2016年，大陆在台湾南部发起政策性的农业产品收购与“契作”，但在2016年后逐渐降温回归“平静”的市场运作。两岸经贸红利在岛内南北的非均衡分配问题将持续影响“北蓝南绿”的社会选票结构。
人口流动趋向也是一个需要深度观察的变量。近年在美国一些民主党控制下的“蓝州”(例如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有不少选民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用脚投票”，迁往共和党控制的“红州”(例如德克萨斯州、爱达荷州、北卡罗来纳州)，从而引发人们对未来“红州”可能变得更“红”、“蓝州”更“蓝”的担心。根据台湾地区选举部门发布的2010—2018年期间台湾六大城市人口和选民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台南市人口仅仅从187万增加到188万，高雄市人口则停留在277万(表2)。根据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高雄所流失的人口(户籍迁出高雄)应该超过5万。与此同时，台北市增加6.1万，新北市增加近10万，台中市增加15.4万，桃园市增加约21万。(13)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年桃园县长选区人口数和2018年桃园市长选前人口数推算。2018—2022年，台湾地区人口开始下降。除了桃园市增加4.7万、台中市不变外，台北市下降近20万，高雄市下降4.8万，台南市下降3.2万，新北市下降1.9万。同时，在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三次选举时，高雄和台南选民占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台中和桃园，可以推论在台中和桃园这两个城市中携带未成年人子女的年轻家庭所占比例较高。(14)2010年选民占人口比例：高雄78.12%,台南78.31%，台中74.75%，桃园72.78%(2009年数据)；
2014年选民占人口的比例：高雄80.32%，台南80.32%，台中77.12%，桃园76.32%；
2018年选民占人口的比例：高雄82.28%，台南82.13%，台中79.08%，桃园82.13%；
2022年选民占人口比例：高雄83.79%，台南83.62%，台中81.24%，桃园80.66%。作为民进党在南部的两大重镇，高雄市和台南市人口的相对下降，对台湾地区的选票结构将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发生“绿地更绿”“蓝天更蓝”的类似变化？
表2 台湾县市长选举资料汇总(2009-2022)
2018年高雄市市长选举期间，韩国瑜异军突起，致力于跟高雄市“北漂青年”吃火锅增进感情，呼唤他们返乡投票，一起改变高雄“又老又穷”的困境。这一策略在“北漂族”中引起一定共鸣，就连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也随之打出“北漂族”牌。[7]2018年高雄市市长选举的投票率极高(73.54%)，不但远超其他五大城市(60%～68%)，而且打破了高雄市的历史记录，包括2010年陈菊、黄昭顺和杨秋兴三人争夺高雄市市长时的72.52%，2014年陈菊大胜国民党对手时的66.44%和2022年陈其迈明显胜出柯志恩时的58.61%(表2)。(15)2022年高雄市市长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低跟国民党候选人较弱有关。与高雄形成反差的是，“绿营”票仓屏东县县长选举因为竞争激烈，投票高达67.18%，仅次于六大城市中的台北市。2018年高雄市选民约228万，比2014年多5万，但所开出的票数却比2014年多了19.5万，也比选民数量不变的2022年多出34万。根据一般估计，高雄市的“北漂”人口有30万左右，扣除上述户籍已经迁出的约5万人口，具有返乡投票资格的选民约20万，实际返乡的可能10万以上，其中支持韩国瑜的应占多数。2018年韩国瑜以89.3万票领先陈其迈的74.2万票；
2022年陈其迈以76.6万票，领先柯志恩的53万票。陈其迈的票数变化不大，原先支持韩国瑜的选票大量流失，其中就包括对高雄市政不满的大量“北漂族”。如果这部分民众长期不回乡投票或将户籍迁出高雄市，确有可能造成“绿地更绿”的现象。
表3 近年台湾地区县市人口和选民变化情况(2018-2022) 单位：人
表3(续) 单位：人
在2022年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民进党遭到惨败，台湾民众党失大于得，但国、民两党的得票率差距较之2018年有所缩小。在县市议会选举方面，民进党所获席次明显回升，国民党下降幅度较大。“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谋求连任的县市长享有继续执政的优势，没有现任县市长参加选举的县市竞争相对激烈。根据四年一任、两任届满的选举制度设计，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县市长的选举政治整体呈现八年轮替的一般性规律。只是在2018年县市长选举时，因为内外因素的交织作用所造就的“韩流”，使国民党在四年内就翻转了县市政党版图，提前出现“钟摆效应”。相比而言，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呈现明显的“西瓜效应”，延续了“蓝大于绿”的结构。选举结果再次展示典型的“北蓝南绿”特征。民进党仅守住狭义的南台湾，即浊水溪以南的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以及与嘉义县纬度相同的澎湖县，回归其地域政治的基本盘。“北蓝南绿”政治生态的稳定性，有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其未来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南北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南北产业布局趋同，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差距缩小，应当有助于缩小北台湾和南台湾的社会和政治差异。人口流动趋向也是一个需要深度观察的变量。近年高雄市的选举经验表明，南部的“北漂族”不满民进党执政的比例较高。如果这部分民众长期不回乡投票或将户籍迁出高雄市，就可能造成“绿地更绿”的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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