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器”及“道”: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的本土化历程与展望

时间:2023-10-09 09:25:1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周溪亭,张蓝文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自21世纪以来,为更好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状况,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相继引入已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较为成熟的大学生学习发展调查工具,并在二十余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理论。学情研究调查结果能够帮助大学了解“学校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和活动是否充分,学生是否有效地使用了这些教育资源,从而让大学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决策,以提高该校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效果”[1]。目前,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建构理论概念、探索影响机制、多元研究对象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四个方面[2];国内主要借鉴国外的理论模型、使用大规模问卷调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包括学习结果、学习经历、自主学习等[3]。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的开展有利地推动了“以学习者为中心”教育理念的传播,更加全面地呈现了中国学习者画像,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促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教育质量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循证依据。大学生学情调查反映了院校质量治理中的学生视角,和持续性教育改进结合构成了以评价为基础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4][5]。

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起始于学习和模仿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大学生学情调查。初始阶段主要从“器”的层面出发,一是翻译借鉴国外的学情调查工具,二是借助西方文化语境中建构的学生学习发展理论。伴随国内学情调查的不断兴起,研究者开始反思作为“舶来品”的学情研究在“落地生根”过程中的问题,从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提出了需要改进的方向[3][6]。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中国学者“本土化”努力已初见成效,但现有文献尚未能清晰梳理、总结这些成果。根据汤姆斯·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知识演进和发展逻辑的研究,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一套范式(paradigm)的标记是发展出“科学团体成员普遍认同的公式、共同承认的信念或特定模型、可精准推测的定量研究方式、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7](P164)。为此,本研究利用文献梳理的方式,综合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的主题演变和知识基础,总结代表性研究发现,帮助研究者了解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从引进国际工具到关注工具研发的理论基础,从借助西方理论到构建本土理念这一由“器”及“道”的本土化进程,为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范式的改进提供理论积累。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CSSCI期刊文献。在CNKI中检索2000-2020年发表的以“大学生学习与发展”或“学情调查”为主题、文献分类目录为社会科学Ⅱ辑中的高等教育的期刊文献,剔除通讯稿、会议记录等非学术性文献,以及和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无关的论文,最终筛选出722篇论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分析论文的研究主题、知识基础和代表性研究发现。

对我国大学生学情研究发文量按时间排序,发现文献数量自21世纪以来呈稳定上升状态(见图1)。2008年后呈高位波动状态,但基本稳定在每年30篇以上,有关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

图1 大学生学情研究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图(2000-2020年)

通过高频关键词及其关系呈现学情研究的热点(见图2),发现学习投入位于知识图谱的中心位置,是大学生学情研究最为关注的主题,围绕该主题展开的“学习收获”“学习动机”“学情调查”“影响因素”“学习行为”“学习体验”等也是研究热点。这主要源于“学习投入”概念是大学生调查问卷设计的理论生发点,是学情研究发展的逻辑主线。“学习投入”最早由乔治·库(George Kuh)提出,是指学生个体在学业与有效教育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8],其本质是学生行为与院校条件的相互作用。学习投入除了学生自身因素影响外,还受学校环境及氛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学校如何通过配置资源、组织课程、开展活动以及提供服务等来引导学生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有效的学习行为和活动中。国内涌现的一批学情调查都以学习投入为理论基础,并持续不断地对“学习投入”的概念界定、测评工具、现状等展开探讨。例如,王文指出学习投入可从个体和互动或者行为、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进行构建[9];苏林琴将学习投入划分为环境、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维度,并探讨学习投入情况与学习收获之间的关系[10]。从中可以发现,整合了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视角的整体观正在取代行为观[11],这种发展也与国际上的研究趋势相吻合[2]。

进一步对大学生学情研究的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见图3),形成了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和院校对策3个聚类群。聚类图谱的Q值为0.75(>0.3),意为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显著;S值为0.93(趋近于1),代表聚类结果的结构合理、网络同质性高[12](P171)。聚类内部相似程度指标均值达0.83,表明聚类内部相似程度很高。

图2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①

图3 高频热点词聚类图谱

学习过程是覆盖面最广的主题聚类,涵盖的高频关键词前五位分别是“学习投入”“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方式”和“学习行为”。学习动机是学习投入在个性心理特征层面的基础[13],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的内外动机之间是一种整合性关系,呈现出“内圣外王”共同作用于学习动力激发与维持的特点[14]。不同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以及新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也备受关注[15][16]。学习方式上特别注重深度学习对大学生知识学习的影响。调查发现,深度学习有利于改变大学生低效学习的状况,提高学习收获[17]。深度学习强调学生应具备高阶思维能力,反映出研究关注点从单纯的学习成绩向学习质量转变,从学生外显表现到深层、长期收获的转变。学习行为是判断学习投入整体状态的主要依据,由于行为具有可测量性、可量化性的特征,学情调查多以外显行为作为测量重点。同时,学生行为也是院校教学实践改进的可靠抓手,因此受到研究者的大量关注。

学习结果主题聚类既包括对学习成果的评估,也有对学习成果影响因素的探究。学习成果评估体现在“学习收获”“学业成就”“学生发展”“学习风格”和“学习质量”等高频关键词中,既包含学业成绩等短期成就[18],学生在知识、能力与价值观方面的增值性收获[19],还拓展到长期发展维度[20]。对学习成果影响因素的探讨则主要追溯到了学习过程的投入程度和行为表现,多使用量化研究的技术手段进行关系挖掘。并且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不满足于局限在主要群体中,多元性和差异化的特殊群体逐渐受到关注。

院校对策主题聚类则是在对学生学习过程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学情调查的研究工作如何致力于大学教育实践的持续改进,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状况。这也体现出大学生学情调查在学术发展性之外,一直保持着实践相关性,坚持服务院校发展的目标定位。

通常而言,论文的被引次数越多,其影响力越高、学术价值越大。对国内大学生学情研究论文的引用量进行分析(见表1)。其中最高被引的文章为罗燕等2009年发表的《清华大学本科学情调查报告2009》,该文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使用汉化版“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开展全国性学情调查的系列报告之一,尝试对接国际上的学情研究,较为全面地呈现我国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特点,被视作我国大学生学习研究开启新阶段的重要标志[3]。其他高被引文章,或是利用高校学生调查数据,呈现了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整体现状;或是主要探究学生学习状态背后的影响机制或内在结构,后者整体出现时间略晚于现状描述类高被引文献。这也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不再停留于从“面”上描绘学生学情,更希望从机制层面揭示中国大学生的学情特点与关键影响因素,进而在教育实践层面对大学生提高学习收获提出建议。

表1 高被引论文

根据库恩的理论:“某一特定的共同体成员,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注意相同的文献,并且从中得出类似的教益”[21](P116-118)。因此对所选重要文献进行引文和引文作者分析,呈现大学生学习与发展领域内科学共同体及其演变,揭示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的知识基础。结果发现,在我国大学生学情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乔治·库、阿斯汀和帕斯卡雷拉,国内学者吕林海、史静寰、史秋衡等人是排名靠前的高被引学者。

国外高被引学者首次被引时间普遍较早,为我国大学生学情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大学影响力模型是大规模学情调查的主要理论框架。阿斯汀于1984年提出“学生参与”(Student Involvement)理论,认为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直接影响学生是否能够达成学习目标;一所大学教育质量的好坏,主要在于其能否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收获和成长[22]。关注大学生真实学习体验便构成了学情研究一脉相承的基础理念,何种因素影响学生学习收获,如何引导学生更有效地获得更高质量的成长也成为后续研究者不断精进、拓展的主要问题。帕斯卡雷拉等在变化评估模型(General Model for Assessing Change)中提出,学生的认知发展直接受到学生大学前教育经验、与教师和同伴群体的交往程度以及个体的努力程度三方面因素的影响[23],大学组织结构特征通过影响校园环境、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以及学生个体的行为间接地发生作用。在如上理论的基础上,库提出学习投入理论,并进行了NSSE[9]。

虽然国外学者在大学生学情研究领域仍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我国学者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目前,吕林海、史静寰、史秋衡是国内三位最高被引作者,其共同特点是结合我国社会文化情境和大学生成长规律特点改进学情研究理论和实践。吕林海致力于“中国学习者”和研究型大学学情的研究,强调在分析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时,需要重视文化因素,关注价值要素[24]。史静寰提出“以学为本”的研究理念[5],强调学情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关注学生的实质性成长。史秋衡关注大学生学习范式的现代化,同样强调促进我国大学生学习质量提升[25]。这也意味着,我国大学生学情研究已从单纯借鉴国外奠基性理论,进入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学习理论的新阶段,愈发重视中国学生独特的学习和成长规律。

中国本土大规模学情调查的“舶来品”特征,决定了最初的学情研究主要将学情调查作为工具,从“器”的层面出发,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分析我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立足西方文化背景中诞生的学习发展理论反思我国自身人才培养质量。总体而言,中国大学生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既存在差距,也各有所长。这一阶段普遍性的研究发现是,中国大学生的优势在于学习时间、写作量等“低阶”的学习任务[26],劣势则在于深层的认知模式(如数量推理能力、学习策略运用)[27]、人际互动[28]等。学情研究发现的中国大学生学业和课程挑战度较低状况引起了中国教育管理层的重视。2018年,我国高校掀起了“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课程教学改革浪潮。

随着大学生学情的国际比较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基于西方教学实践生成的部分学生学习与发展理论在中国教育情境不能完全适用,不能很好解释中国现实教育问题[29](P315-350),需要推进中国教育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概念的构建,从“道”的层面深化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学习者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Chinese Learner)现象:中国学生被动、消极的学习方式和过程表现,却能产生优异、甚至大幅领先于西方国家学生的学习成果。虽然该现象仍由国外研究者提出,体现出中国学者在“道”上研究的薄弱,但有不少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学生的现实学习境况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和再探索。如张红霞提出,西方测量构建的学生学习过程、心理状态等模型在中国学生身上存在文化适用性问题,中国学生的道德情感因素可能干扰了基于科学认识论开发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30]。吕林海研究发现,在西方采用以深刻把握和理解为特征的深层学习法和以表面背记和复述为特征的浅层学习法的融合性学习者,往往是学习的失败者,但在中国大学生群体身上却塑造出最佳的学习效果[31]。张华峰和史静寰将中国学习者的学习特点概括为“学思结合”的认知策略、“内圣外王”的学习动机以及“敬师乐群”的校园人际交往[32]。

大学生学情研究尝试打开大学生学习发展的“黑箱”,解密不同类型、不同年级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首先,走向“出身决定论”的误区,强调教育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个体先赋性因素,大学教育性因素,如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师生互动、人际关系、有效教学、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等对大学生成长满意度和收获具有更高的影响力[33]。研究还发现,无论国内外,生师互动对于学生的教育收获和教育满意度都有正向影响,但国外强调的非正式互动在目前中国教育环境中并未显现出独特作用[34],这可能也说明了国内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之外情感沟通和交流的不足。

其次,关注大学教育对社会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和价值观增值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是传统教育意义上的好学生,按时上课、课堂认真听讲、课下能够及时完成作业,但高阶学习方面表现不足[35],在一些需要他人或重要人物的支持时,很容易被忽视[36]。加强对第一代大学生人生发展的指导,建构良好师生关系,激发学生学习志趣,提升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参与水平,将有助于促进第一代大学生提高教育收获[37]。少数民族大学生也是我国典型的弱势群体学生,研究发现高中教育经历和学习能力是影响他们能否进入高层级大学的主导性因素[38]。

此外,注重探索大学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是“大二低谷”和“大四现象”。大二学生学习投入总体状况较差[39],在专业认同、职业规划、学习倦怠、人际关系方面存在低谷现象,可能源于大学二年级目标寻求、角色转换的成长之痛[40]。大四阶段的学习不再是前三年的自然延续,学生非课程性、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投入明显增加,自主探究性学习显著提高,具有更强的内部动机,与教师的互动更加频繁[41]。大学应充分认识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将课程体系建设与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结合在一起,对大二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疏导,帮助学生平稳渡过成长阵痛期;对大四学生完善非课程性教育活动的建设,加强高影响力教育活动设计。

大学生学情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致力推动院校层面的教育教学改革,将学理研究成果落实到对学生学习发展的切实支持中。国内多项学情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收获与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学校提供的支持性环境、各项教育性活动,因此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院校层面的教育教学改革。

在学校层面,院校支持直接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兴趣和学生发展,并且通过学生学习行为与学习兴趣间接正向影响学生发展。其中,就业支持、生生互助和教师教学、生师交流支持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值较大[42]。研究发现,在课程教学等更核心的教育活动中,促进大学生课堂积极表达行为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收获,特别体现出对低水平深层思维投入学生的“托底”功效[43]。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大学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对普通院校大学生的学习收获积极影响更高,因此课程教学改革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成长有更为积极的意义[44]。从学习性投入的整体机制来看,大学生受到内部的情感、学校认同感、归属感的显著影响,同时受到外部学习环境感知、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因此,大学要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内外学习环境,提供充分的学业支持,改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提升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获得学业成功[45]。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呈现出由“器”及“道”的演变趋势。从使用国外的学情调查工具、借助西方学生学习发展理论“器”的层面,到立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尝试构建本土理论“道”的层面,出现了由“器”及“道”的升华。具体而言,在研究主题上,主要围绕“学习投入”这一核心热点展开,但视角从单一行为观向整合观转换,形成了学习过程、结果及院校对策三大主题聚类,演进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知识基础上,研究思路从描述学情现状到揭示作用机制;虽然西方学习理论依旧占主导地位,但本土研究有所突破。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从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描述我国大学生的学习状况,到着力从机制层面揭示影响中国大学生成长的独特性因素、从实践层面提出促进大学生发展的建议,由表及里、由粗到细、从学理到实践。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正在尝试突破旧有范式,实现本土化和自我更新,从而成长为走向普及化阶段中国大学生学习发展的学术力量。展望未来,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要继续推进这一自21世纪以来逐步影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尚需更多努力。

一是扎根中国教育情境,丰富中国大学生成长的理论解释,不仅要探索中国大学生成长的“实然路径”,更要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新时代需求,绘制中国大学生成长的“应然之道”。以当前大学生学情研究所承载的“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下“水土不服”或“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例,首先,其崇尚的大学作为教育服务者、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的理念,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教育者“传道、授业、解惑”的“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不符;其次,其主要彰显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古已有之的读书人“兼济苍生”式的学习目的不符。相对而言,“以学为本”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问题、满足学生个体需要、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还需要将视野放到更宏观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来,放到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为国家和民族复兴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上来[46]。在此理念下的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要正视中国大学生成长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情境、政策环境,积极探寻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规律,加强对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下大学生学习发展的独特性研究。同时,扎根于中国教学实践,充分吸收国际教育研究的先进经验,提炼和构建出既具有本土特点,又能够融入国际教育话语体系的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理论框架。

二是秉持研究为实践服务的初心,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用科学成果反馈教育实践。西方大规模学情调查从产生之初就带着强烈的实践改革取向,如NSSE自开创以来即建构了参与院校与研究团队的合作机制。目前国内虽然已形成若干具有较大影响的大学生学情调查团队,但多数成果的影响力仍然只限于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发挥系统指导实践改进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当前教育研究无法有效指导实践的原因之一,是“专业的教育研究者在脱离教育实践的情况下很难为系统的教育实践改进提供足够的支持;而教育实践者也缺少足够的学术训练和时间投入,很难独立开展对实践改进的高水平研究”[47]。学情研究若想“超越具体工具局限,成为大学质量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4],就不得不回到为教育实践改进的“初心”中来,才能使大学生学情研究“扎根中国大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动力量,真正实现由“器”及“道”的升华过程。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黄雨恒博士对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的指导和建议。)

注释:

①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由CiteSpace生成,图中节点显示为出现频率超过5次以上的关键词,字号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意味着同时在一篇文章中出现,连线越深,共现时间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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