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海
(安徽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61)
章培恒(1934—2011 年)先生在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古今贯通等领域的治学极具学术个性,他是位个性鲜明、眼光独慧、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譬如先生对古典小说的研究独树一帜,绝非泛泛而论或人云亦云,也绝非一般学人所能构思。其中他的《儒林外史》系列文献考证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思考,尤其是他对研究对象充满了人性的关怀,秉持公心,以人情之温度、同情之理解,将考证性文字化为揭橥人性的篇章,至今读之,仍让人怦然心动。
据不完全统计(大致依据先生生前结集论文《献疑集》[1]、《不京不海集》[2]),在1980 年—1993 年近十四年间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论文17 篇,另有3 篇为1998 年—2001 年间发表,共计20 篇,大致分布如下:
关于《三国演义》5 篇(其中2 篇分别为1999、2001 年刊发),《水浒传》4 篇(其中1 篇刊于1998年),《西游记》3 篇,《聊斋志异》3 篇,《封神演义》2 篇,《儒林外史》3 篇。从所论内容和关注焦点来看,关于作者及其真实性问题(论文主要探讨问题为小说的作者,同时还涉及其他内容)为9 篇,占45%;关于成书过程、版本和小说原貌的探究等11篇,占55%,当然两大类论文之间所涉问题有一定交集,但不难发现章培恒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前十多年的治学兴趣所在,即通过文献的考证为古典小说之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很多文章往往又对长久以来“理所当然”的普遍认识提出异议和反思,所以不仅振聋发聩,更是开疆拓土,其独特学术思维与方式背后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致研讨。
在系列论文中围绕同一课题连发数篇的现象不少,比如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以及《儒林外史》的卷数原貌等多篇文章都是围绕一个大问题展开来的,论得很透、问题剖析得很清楚。令人格外感兴趣的是关于《儒林外史》探讨的3 篇接连在1982、1983 年两年间完成。何以在几年间接连进行文献实证研究? 又为何如此高密度的频繁“献疑”? 除了学术兴趣所在外有无其他?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众所周知,先生的学术道路并不平坦,大部分时间在逆境中度过,这或许成为他“献疑”精神的外在环境动因,也正因为身处逆境更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随波逐流。假如以上推测与先生内心实际相差不远的话,那么上述一系列实证性的文章集中出现便成为必然,当然在那一段不得不停笔息声的特殊时期,得以整理文献资料从而打下厚实基础,也是此类文章应声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尔后在章先生的文集中较少再有关于小说考证的内容,我们发现,他的研究已由点到面再及线,将学术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了文学史发展的整个脉络,以及古今文学演变规律的探讨上来。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章先生大致描绘了他的学术生涯:“我的研究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做一些资料性的东西,这主要是指我年轻时候写的《洪昇年谱》,那是一个把资料汇集起来加以整理的工作;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先是写了一些考证性的文章,包括《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写作年代的考证、《儒林外史》原本卷数的考证、《西游记》作者的考证等;80 年代后期开始,我希望对于古代的文学作品做一些新的解读,这个是从谈《二拍》、谈《金瓶梅词话》开始,后来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最后是希望对中国古代文学作一个总体的思考,那就是编《中国文学史》,但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我比较花力气的是写《导论》,很多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仔细考虑,所以出来以后我就觉得需要赶快重写,重写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学史新著》。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3]551996 年前后接连出版的牵制了先生大半精力的文学史,专著的撰写很好总结了先生的古代文学史研究成果。但天有不测风云,先生1999 年后罹患重疾等等原因,大概也迫使先生必须将有限的时间集中到“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宏观问题上来,也愈加明确了探讨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史的演进这一文学本质性课题的极其重要性。
对《儒林外史》的原貌研究是先生在经历了逆境复出后接连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实证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然而在当前小说研究举步维艰和盛行所谓理论热、方法热的今天,这样踏实的研究尤为可贵,值得深入学习。因而我们的疑问与重点并不是追究章先生何以不避烦琐去考证的原因,而是对他关于《儒林外史》的论述文章深入探究,不揣浅陋来窥探先生治学之特色。
章先生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这三篇有关《儒林外史》的研究皆围绕原书的卷数、原貌来谈,其执着于将问题阐述清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假如去研究《儒林外史》而首先连哪些内容出自作者的真手笔都搞不清,那么之后的研究岂非空中楼阁?为释证小说的原作情况,先生以时间(年代)、地点(小说与现实中的空间)与人物之间的紧密关联为切入点,形成独特的方式,即在时空视野下对作品的还原。
譬如《〈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一文论证了金和《跋》中有些关于人物原型的说法不足信,举出“牛布衣之为朱草衣”一条来具体论述,将现实中与吴敬梓为友人的朱草衣同小说里的牛布衣在时、地、人(事)三个方面加以一一排比。文章论述道,他二人都曾客游他乡、曾客寓芜湖寺庙,而芜湖也是作者熟稔地,然而牛布衣前往芜湖仅是访友,却客死于此地,现实中的朱草衣后来定居于南京,从空间因素看二人确有分歧;其二,朱、牛两人都能为诗,朱有“娇女”极为钟爱,不仅“工今体”而且“爱品诗”,牛布衣却毫无这种特点,除了董瑛外并无其他人赞美牛布衣的诗。况且牛布衣也无爱女,从人物的经历来看也并没有重合。尽管小说中人物形象是依据生活原型而创作,但是也并非可以对号入座,小说的研究不可堕入索引的窠臼。
其三,章先生从时间因素来进一步论证,吴敬梓好友朱草衣死于他之后,也就是说吴氏撰写《儒林外史》时好友朱草衣尚在人间,假如朱草衣就是牛布衣的话,没有道理要在小说中让自己的好友客死芜湖,而且死境凄凉,这无异于是对好友的诅咒,情理难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所以章先生说:“其实作品中人物与实际生活中人物的姓名相似或相同,很多都是偶合;没有其他的确切的证据,是不能就此把两者牵在一起的。”[2]351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即便是代之以符号为姓名,不是照样有很多人担心写的是自己吗? 章先生所谓“确切证据”,不外乎将小说叙事内容与现实通过时、地、人间的关联互证,从时空因素证明原金和跋文对《外史》中人物形象的判断是不确切的。然而,限于对材料的疏漏和缺乏辩证,长久以来对《儒林外史》的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讽刺性、现实性等问题,对于文本往往很少质疑。
再譬如《〈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以时间因素论及故事情节之真伪问题,分别举出小说第8 回王惠在宁王造反(明正德十四年)时,升为南赣道,旋即投降,第20 回牛布衣死后,即写牛浦郎之情节,紧扣时、地、人三要素,说明了作者构思情节时,将之与现实时间吻合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论证道:“我曾仔细计算,在36 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先生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吴敬梓对这部写实性作品的故事情节的撰写绝不全凭虚构想象,其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较为诚实地反映了现实。于是,章先生认为吴敬梓绝不会突然一反常态,将时间前后对峙从而漏洞百出,所以41 回结尾处到44回前一小半应为后人窜入,而非原笔。
他的这番考证是有很强说服力的,就像校对古籍,当然选择相对较早的一种版本为底本再参照他本对校,方可能离原作相去不远。从作者原意构思过程去推断其作品原貌当然是关键的也是唯一的途径。从吴敬梓对时间严格遵守的叙事特点来看,时间因素自然成为推考其原作的最佳切入点。
章先生这篇论文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有一段有关引出汤镇台父子整个故事的沈琼枝押解江都途中遇到两个妓女一事的考证,论者精明地判断:押解回江都,怎么不在仪征换船? 却在仪征“雇了一乘轿子”走陆路? 显然是将本发生于扬州的沈琼枝上岸与差人吵闹的情节移花接木移植到仪征。窜写者为了省下笔墨,但又恐怕热闹情节被删,矛盾取舍间泄露马脚,这样的删改也是后人想“尽量驱使原先出现过的人物在故事中上场,以掩盖窜入的痕迹”[2]362。将时、地、人三要素关联起来互相发明举证,并非是什么独家研究秘籍,在先贤前辈陈寅恪史学巨著名篇中早已有精彩的历史“发覆”。然而就是这一平实的研究方式,一次次让读者领略了章先生深厚的功力,不容置辩的考论。但是考证文献只是基础,最终旨在进行文学的文本解读与批评。
假如说上述精彩的文献考证是章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要支柱的话,那么文献考证同文学批评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则彰显了他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另一独特性。
“不尚空言,言必有据”,章先生视文学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研究对象为版本或语词的考证是以文本释证为旨归,必然秉持科学的精神,无征不信的实学。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立说的根据考证确凿,之后的“微言大义”所得结论也是绝不可靠的。然而,作品是人性的体现,对于作品的研究也很难脱离批评的自觉,考证文献也绝非冰冷的外科解剖而毫无生气。与早期一些对于《儒林外史》人物事迹考证研究来说,章氏的考证更具人性的温情,比如上一节提到的朱草衣是否就是牛布衣原型的考证,就说明论者深谙人性,并以人性的眼光去体察作者之内心灵魂,这就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和真谛。
再例如《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考论小说最后“幽榜”的叙写同前文思想不尽一致的问题,从对文本思想性的探讨细致分析阐释,以致证明了“幽榜”恐怕未必是吴敬梓所作,再次廓清了《儒林外史》的原本卷数问题。对这一个问题先生那样执着,打破砂锅问到底,非要弄清水落石出,也足见章先生的学术个性。对于小说中不同品格的不同人物,章先生做了绝佳的分析:《儒林外史》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不得者”,但跟“幽榜”所说的“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或为佯狂,或为迂怪而为幽僻诡异之行,……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却都对不上号。有些人品格卑污并非由于“不得”而“激之使然”;另有一些人则是有了进身之路后受到种种诱惑,从而出现恶习;还有就是虽然“不得”也没有出现佯狂、迂怪、幽僻的迹象来,倒是“圣贤之书”读多了,有点不通世务。这些人物与最后“幽榜”所列不能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的原意上并不统一,而是格格不入的。章先生分析指出,这与吴敬梓把抨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身的基本观点相违背,因而小说结尾的“幽榜”不可能出自吴敬梓之手。
另外,章先生在《〈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一文中论道:今本56 回,写庄征君、杜少卿等死后若干年,经单飏言的建议万历皇帝追封他们为进士、翰林,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就连沈琼枝被追封三甲进士和庶吉士也只是作者的理想,一厢情愿。而所谓御史“单飏言”——“善飏言”的谐音,也更加说明了这一回是作者的“飏言”,绝非吴敬梓所著。再如:《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分析金榘诗句证明吴敬梓三十岁时在家乡确已卖掉房屋,没有立锥之地,就“柴桑门楣夸刑谭”一句,不仅细致追溯了典故的运用,还涉及古汉语语言知识,令人信服地理解到本句是诗作者在喻指吴、金两家门楣。这些文章中的事例都充分说明了论者在解读文本、考证原作真实意图时进行的文学阐释,并且结合了生活经验、历史文化知识、社会学知识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析,从文本外围因素寻求突破,打通学科领域的界限,十分有力而不容置辩地证明了小说有些章节确非出自吴敬梓原笔,以上足见章先生宽厚的学术视野。
这些考证“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4],再加之立足于考证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思想剖析,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献考证了。章先生后期转向着重研究人性贯穿于文学演进的“史识”,在他这些早期考证文章里便可初见端倪。章先生从吴敬梓笔墨间寻找思想的足迹,找出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从而恢复小说的原貌,这是一种考证与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回归文学本身的研究就需要这种细读方法。事实上,通过解读原作,沟通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建立在充分掌握文献资料基础上的一丝不苟地考证,也体现了先生对清乾嘉传统的继承,推进了鲁迅以来小说整理研究的事业,开拓了更具科学的方法。从上述考证来看,章先生对小说的研究主要特色是一种微观的研究,不仅如此,章先生还特别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关于《儒林外史》以及古典名著的系列考证文章毫无疑问属于微观研究,但是“微观研究当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因此,就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2]580”(《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章先生的治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展开的。若是没有前期系列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文献资料的考证,很难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会有重大突破。就小说来说,古典名著的重新阅读与分析,廓清作家作品等文本问题就是明清文学演进研究的重要基础,换而言之,微观的考究也是为宏观的描述所服务的,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个体现象的阐释。诚如章先生在上文中评述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研究就是一面从事元曲的微观研究,一面又利用这一基础对元曲进行宏观的研究。
这一方式具体落实在《儒林外史》研究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中的《近世文学·嬗变期》[5]400-419部分,在第一章“通俗文学在乾隆时期的辉煌——以吴敬梓、曹雪芹与陈端生为代表”中,章先生概述了吴敬梓及其作品《儒林外史》,建立在早期对作品的考论基础上,分别从成书年代和版本、艺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尤其是艺术成就一节,通过时代、人性的沉沦与守护、人是怎样堕落以及写实主义成分的增长,现代小说形式的接近等四大问题的剖析,将作品置身于一个通俗文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进行俯瞰与阐释,不仅让我们更增进理解小说本身,还进一步了解到文学的发展过程,让读者明确了近代文学如何孕育和嬗变。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文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以动态的角度探究作品,又能以作品窥视文学的演进,点线结合,真正勾勒了古代文学不断变化的蓝图。最重要的还有贯通古今,打破了以往孤立看待《儒林外史》的弊端,让我们认识到该作品事实上对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写实主义方面的巨大影响,进而意识到中国整个近现代文学发展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对于这一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我想还可以通过章先生的一次访谈得到印证,章先生答道:“对于明清文学的研究,我先是想弄清楚一些资料性的问题,比如洪昇的生平、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聊斋志异》的写作过程等。后来想弄清楚这些重要作家、作品的价值所在;这时就感到不能光就作品看作品了,必须联系整个明清文学的发展过程,我写关于《金瓶梅》的论文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最后我觉得研究明清文学作品还必须与研究现代文学联系起来,要考虑它们在为现代文学开辟道路、创造条件方面做了什么。我写《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和《〈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等就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中的《近世文学·嬗变期》部分,我对这一点特别注意。”[3]58从这次谈话不难看出,先生在做具体研究时是从个体作品的微观研究起,逐层推至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发展问题,进而打破传统时间界限,以文学本身发展规律为视角勾连古今文学研究的演进进程。这样的宽阔视野不仅得益于先生善于“献疑”的问题意识、思辨的思考方式之外,也还有他现代文学研究的背景和受教于蒋天枢先生、朱东润先生,接受了老一辈学者的力排众议、不依傍他人的独立思考精神。
章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渊源以及学术品格形成时曾这样说:“这方面恐怕受蒋天枢先生的影响比较深,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些新的看法,那去写文章干什么? 你去写文章总应该有些新的看法了。所以也不是故意要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而是觉得跟大家看法一样的东西别人都已经写了,我也不必再写。至于我对许多似已成为共识的看法常提出怀疑,则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比较多,当然也有蒋先生的影响。另一个方面,跟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经历有关——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常常以研究现代文学的视角去看古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看法上也就往往会有一些与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特意要这样。”[3]54也正因为章先生强调自己独立的观点,所以才能更接近于古代文学中的研究对象,才能做到“同情之了解”,那么章先生坚持以人性的观点解读作品就顺理成章了。
大多数观点认为迟至《中国文学史》(1996 年版)那篇著名导言的出现才意味着章培恒先生真正运用人性的观点理解作品,其实早在他青年时期就已经接受了人性的观点(可参阅《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尤其是鲁迅先生《摩罗力诗说》中的思想对他产生重要影响。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的明清小说研究的系列论文中早有运用人性与文学演进发展的论点来阐释的努力,譬如《〈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6]9中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道德思想观念后,指出“上述的这种观念,如果在今天提出,自必受到指责。但是,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却是跟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晚明时期,李贽等进步思想家就已经把人欲作为人的本性的体现,并以人的本性与某些传统的道德观念相对抗。《儒林外史》在这方面正是继承了李贽等人的传统。《儒林外史》之所以能取得高度的艺术成就,是跟这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9。《儒林外史》中人物真实可信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有值得同情和肯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人性,违反传统道德的人性仍然能得到同情与理解。章先生一针见血,抓住了问题关键,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作品时隔很多年仍然能打动我们,究其根本就是人的一般本性,尽管可能有时代变化了的人性,却仍可以让生活于今天的读者将心比心地理解他们。
读章先生的论文往往觉得论证确凿、不容置辩,最大原因就在于他对古代作品的研究是有情有理。不仅直入骨髓地理解作品中的人性,还以人性的观点理解作品,站在与批评对象——知识分子同样的立场自我剖析,对后来学者以士子心灵的历史的人性的多层角度深刻解析作品提供了灵感,真的做到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了解”“了解之同情”。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以考论为主的探讨《儒林外史》原貌的文章当中。
比如《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考证吴敬梓究竟有无“售所居屋”来“筑先贤祠”一事,颇具人情,他论说“以程晋芳与吴敬梓的友谊,敬梓若有此义举而程晋芳竟然不知,这样的可能性也是难以设想的。”至于民国《全椒县志》《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吴敬梓售屋以筑先贤祠事,是因为这事对吴敬梓十分重要,八九百字的传记中不得不大书一笔,既然吴敬梓友人和志书都未提此事,直至同治八年出现的金和《跋》第一次提及却无旁证,对此章先生认为不足信。论证时虽然列举了相关史书,然而主要通过简单的人之常情推理而成,对于这一重大义举尽管能为吴敬梓添辉增彩,但是令人骄傲自豪的义举不可能不出现在亲密朋友的文字中,这样的解说当然合情合理。
再如《〈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论及36 回情节前后矛盾,举出武书母亲去世到虞博士来南京任职,其间相隔必好几年,此间杜少卿移家南京应已有多时,然而小说前几回说杜少卿邀请虞博士主祭不过就在举家迁移南京后不久,杜少卿若不相助武书办理“丧葬大事”,武书不可能随着“学诗”,于是判定第36 回很有可能是后来窜入。这里的考证虽然紧扣时间,但是细究其文,实在也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之同情方能窥出小说笔墨抵牾之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叙事艺术,但是精明的小说作者是不会在叙事时间上犯低级错误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必然得遵循生活的逻辑和人情物理。另如《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指出参加祭泰伯祠大典的参与者虽人品混杂,“等而下之的人物得以滥竽充数,原是人手不足之故”,“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再嫁以后”,不准被允许参与祭祀。“但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证明吴敬梓是鲁四老爷一类人物,也即无法证明他认为祭泰伯祠并不意味着吴敬梓对他们的为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 的态度。”[2]389
这样看来,章先生的文献考证之文不再是冷漠地求证史实,而是满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去解读小说。持以人性的观点研究文学,可以说是章先生治学的立脚点,比之前辈以“人道主义”观点研究吴敬梓及其作品人物更进一步,不仅探究一部作品中人道主义、人性的时代发展,还在努力探求“通古今之变”的人性,诚如他评价古代文学:“晚明文学与元末文学的相通之处,在于某种程度上的对欲望的肯定和对个性的尊重。在‘五四’新文学中,它以新的高度和新的生命震撼了读者的心。”[6]100(《明代文学研究》序)
对于章培恒先生关于《儒林外史》系列研究文章所表现出的治学特点,我想仍然以先生对自己的文集的说明结束全篇:“集中所收,都是考证文字;烦琐之弊,知所难免。但一个人活在世上,本就很难不做一丁点琐碎事,……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集中之作,都颇耗过一番心血,没有一篇是随声附和的;而且我所提出的看法,几乎都跟眼下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见相左,有些则……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我想,只要不断耕耘,学术上的种种问题总会逐渐明朗起来的。”(《献疑集》序)[1]2然而我读先生的文字却没有烦琐之感,相反,思路却越来越清,问题越来越明,况且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读章先生的文章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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