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佳锐 宋丹丹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新冠疫情发生后，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高等院校迅速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积极应对，在此背景下，推动高校协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校园管理模式转型的必经之路。
由于校园环境的特殊性，秉承协同治理理念的和谐共同体的构建为校园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协同治理”是由自然科学中的协同学理论与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交叉所形成的新理论成果，是基于协同论视角对治理理论的重新审视。本研究所指的协同治理定位为高校与政府、家庭等多元主体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共享公共权力，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1］。
高校作为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管理结构的小社会，具有人群密度高、内外流动性大、公共空间多和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2］，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高校在突发事件上的协同治理是校园管理方式转型的时代要求，也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
首先，高校人员的活动具有周期性的变化，同时相较社区等机构，其整体空间封闭性更强，因此，在人员疏导和管控等方面能形成较强的组织动员和集体行动。其次，管理措施的紧急变更与高校平稳运行之间存在矛盾，极易引发校园秩序混乱和师生情绪的不稳定［2］。而在行政主导体制下，我国高校长期依赖上级指示办事，致使应对问题的自主独立性有待加强。最后，高校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其他高校等形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独立的“生态系统”，进行着各类资源、信息和政策等的交流，为高校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基础支撑。
高等院校坚决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使得校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有力保障了广大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但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高校在应对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各大高校为防止疫情输入校园，确保复学、复课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流动，对校园实行严格管控，为高校后勤保障系统带来了极大挑战。随着后勤服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高校后勤职能日益扩展，涉及餐饮、医疗、水电、绿化和维修等诸多领域。在校园设施维护、水电系统运行和学生个性化消费等方面难以长期、持续地高效系统性运转［3］。高校人员规模大，在密闭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场所，难以做到不扎堆，也无法保障高校师生就医、考证、身心娱乐、实习实训和就业创业等多样化需求。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线上教学成为常态，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加大。而网络负面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学生的焦虑心理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种负面信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高校心理援助工作受客观条件限制见效甚微。大学生群体的生活、学习和求职等状态的调整需要高校、政府、家庭和社会企业等多元主体建立长期的多渠道、多层次的心理支持援助体系［4］。
3.1 互动性因素
互动性是高效协同治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包括事件发生初期的信息获取、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互动沟通和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意见表达。
对事件发生初期的信息获取进行沟通可以帮助各高校提前启动预警系统，避免应对危机时出现混乱、无序状态；
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互动沟通可以在单一主体需要应对危机时，保证其他多元主体随时进行资源互补和行动反思；
通过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意见表达分析形成同类型事件处理模板，逐步完善多元主体在协同治理中相互合作的联动机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信息交流、行动过程等仍然处于碎片化状态，同一地区不同学校的放假办法不一、同一高校不同校区的校园管理制度不一等情况时有发生，导致高校学生群体间沟通时造成心理落差，从而引发舆情。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多元主体在协同治理时尚未根据已有信息通过交流沟通的方式做出合理化的决策，协同治理效率不高，未能形成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联动机制。
3.2 技术性因素
技术性是高校协同治理中关键的因素。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各类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随机，实则存在一定的规律和逻辑性。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将不同渠道的各类信息进行捕获、分析和研判，从而了解事件发生的迹象，可减少或防止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
技术性因素包括信息收集预测系统、预警系统和应急管理系统。信息收集预测系统将收集来的信息进行有效识别和仔细评估后形成形势判断和预测。预警系统利用学生会、班委等学生组织等进行自我干预，辅导员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强干预效果。应急管理系统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情进行预演，避免突发事件中工作内容、程序和成员组成的随意性及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的损耗［5］。
3.3 复杂性因素
复杂性是高校协同治理的一大难点，主要包括治理任务、学生需求及协同治理过程的复杂性。面对疫情防控协同治理过程中复杂系统的涌现，需要改变传统治理模式，抛弃将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倾向，对多元主体快速适应突发、动态和随机的危机现象并提供更具应急能力的治理行为有了更高的要求［6］。
3.4 制度完善程度
制度完善是高校在疫情防控突发事件中协同治理的效率基础。制度体系的不健全使得高校与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等多元行动主体在处理高校突发事件时存在目标不一、标准不一、程序不一等问题。协同治理中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和相关规定，导致多元主体权责不清、治理中推诿扯皮，不仅打击了行动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还造成资源内耗、效率低下，无法形成多元主体的联动力［7］。
3.5 契合度与凝聚力
契合度与凝聚力在高校协同治理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其精神内核为协商与合作，影响着协同治理过程中团队精神导向的积极程度，能够激励团队的合作行为。同时，高度的信任感与契合度能够让各方参与治理的主体组成稳定的危机治理团队，需要在参与治理校园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可以在主体间产生良性互动。
4.1 理念协同
理念协同是协同治理的逻辑主线，为治理主体指引协同行动方向，发挥导向、凝聚和约束等作用。高校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宗旨，把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第一要务。
鉴于新冠疫情发展的潜伏性、隐匿性和不确定性，省级疾控中心、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各大高校等行动主体在协同治理中，对于校园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各行动主体应具备大局意识，从全局角度进行综合谋划，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放松，一手抓教育教学不停顿，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各项工作。
4.2 目标协同
目标协同是协同治理的内生动力。在高校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追求是推动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驱动力。维护校园和谐稳定是高校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保障人民的安全健康和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则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责任与义务。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校园安全稳定，防止舆情、涉校事件与疫情叠加是政府和高校共同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群体的权益则是高校、家庭和学生统一的诉求，在此共同目标的牵引下，各方行动主体同步展开治理行动，可以保证行动协调一致。同时，高校作为主体责任人，还需要协商处理家庭、媒体等群体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
4.3 主体协同
主体协同是协同治理的行动基础。构建以高校为核心的疫情防控协同治理格局必须明确高校、政府、师生和家庭等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有效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实现协同治理中资源要素的互补。
高校作为校园疫情防控突发事件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协同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要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负责高校突发事件的组织领导、协调沟通等工作［1］。
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承担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起着权力支撑、法律保障和资源供给等作用。作为“定海神针”，政府在高校突发事件中要给予高校充足的自主权力并合理配置资源，给予高校最大程度的支持，帮助高校在权责许可的范围内第一时间做出合理的举措。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突发事件协同治理法律法规体系，为高校突发事件协同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1］。
师生作为高校重要的人力资源和利益相关者，是高校协同治理的主体力量。师生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高校协同治理，不仅可以使得学校的各项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在突发事件中的自救能力和互助意识，实现师生、高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1］。
家庭和媒体等社会力量作为高校协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在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起着监督与辅助作用。
4.4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体系是协同治理的机制保障。
第一，完善规章制度和组织架构，推动高校协同治理制度化。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协同治理予以约束，对高校突发事件多元行动主体的权责内容、处理细则、责任追究等进行细化完善，建立健全稳定、长效的协同治理管理制度［6］。
第二，完善校园内外重大敏感信息的监测和收集体系，推进高校协同治理现代化。通过辅导员、学生干部深入学生群体，准确了解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动态，同时加强对心理异常、经济困难及感情受挫等学生的关注。学校要定期组织开展相关培训，通过案例分析、演练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各多元主体的危机应变能力，促进高校协同治理规范化。
第三，建立健全多元主体联防联控的协商交流平台，引导高校协同治理透明化。高校及时向政府部门和上级教育部门报告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情况，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为解决高校突发事件获取时间和资源，形成各方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使得协同治理有序开展的同时可以依据疫情形势灵活调整管控措施，防止资源浪费和组织内耗。同时，高校要加强内部领导、师生的协调沟通，并主动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权威信息，避免出现谣言散播引发舆情，从而减少高校突发事件解决过程中的阻力。
第四，加强人文关怀和服务保障，提高危机应变能力，促进高校协同治理规范化。高等学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综合生活社区，基于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突发情况的不可预见性，高校需要提高自组织、自适应的能力，能够快速识别危机，各校区要在学校疫情防控统一领导架构下，成立独立、固定和常态化的校区疫情防控指挥体系，提升自身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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